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上海的翻译出版
19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洋务运动的铺开，作为通商口岸之一的上海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参与传播西学的文化活动。这一时期，美国传教士纷纷涌入上海，形成一股潮流。他们在科技翻译领域锐意进取，形成了一支中国近代科技翻译的主力军，在美国翻译史和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写下熠熠生辉的一页。
崭露头角
在几乎由英国来华传教士一统上海翻译出版天下的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初来乍到的美国传教士多半以个人身份参与其中的科技翻译。晚清最早在华开办的传教士翻译机构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 Press)1843年由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成立于上海。虽然该翻译馆主要译员为英国教士，出版的译著以宗教类为主，但美国传教士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1821-1902)还是以别出心裁的手法编译了《科学手册》(上海方言，1856年版，共15页)。
美国长老会开办的花华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 Book Establishment) 1844年初始创于澳门，后来发展为美华书馆，1860年迁址上海。之后美华书馆在上海取代了墨海书馆成为西学翻译传播中心。在该馆从事科技翻译的译者中，颇为知名的美国传教士是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1850-1924)，他和谢洪赉合作了多部科技译著包括《格物质学》(自然科学常识课本)、《代形合参》(微积分教科书)、《八线备旨》 (三角教科书)。同期，高第丕夫人为美华书馆编译了《造洋饭书》(1866年版，共29页)，该书介绍了268种西菜、西点的做法，是晚清为数不多的介绍西餐的书籍。
挑起大梁
从19世纪60年代末起，一些美国人不甘于在上海译界扮演次要角色，而是挑起在沪翻译出版机构的大粱，甚至自己创办刊物登载科技译文，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世纪末。
1868年创立于上海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为美国传教士进行科技翻译的主战场，在国史政史方面译著甚丰的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在科技方面也偶有所为，他的科技译著《格致启蒙》分化学、地理、天文、博物四卷。
其他在科技翻译领域值得一提的译著包括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 1814-1893）和华蘅芳合作的《金石识别》(1871年版)、《地学浅释》(1873年版)；金楷理（Carl T. Kreyer, 1839-1914）的《临阵管见》《克虏伯炮说》《光学》(赵元益笔述，沙英和曹钟秀绘图，沈善蒸校对，1876年版)、《测候丛谈》(华蘅芳笔述)；卫理的两种农学书《农务土质论》《农学津梁》，三种科学书《取滤火油法》《照相镂版印图法》《无线电报》(范熙庸笔述)。
林乐知在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同时，于1868年9月5日出版了美国人在上海的第一份中文周刊《中国教会新报》(Chinese Church News)，该刊为美国传教士开辟了另一个科技翻译的阵地。虽然此刊以“教会”为名，却行传播西学之实，短短三年后刊载的教会内容就减少到不足五分之一。
同时，该报为当时在沪的其他美国传教士登载科技译文提供了便利，其中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有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的《格物入门》(从第4期连载至43期，原书由京师同文馆出版，所刊出的内容为化学部分)和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编译的《化学初阶》(连载，该书是19世纪70年代中国翻译西方化学书籍的代表作之一)及其《内科阐微书自序》。
1876年2月于上海正式面世、由格致汇编社主办的《格致汇编》(月刊)是一份地地道道的科普杂志，后来成为晚清知识分子了解西学的较理想的入门读物。为该刊的科技翻译撰稿的美国传教士有：玛高温、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1864-1947)等人。卜氏的译著《地理初桄》介绍了地球的形成、地质构造、地形地貌、火山地震等。
1877年，另一大翻译机构益智书会(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成立于上海。该书会使得美国传教士在科技翻译方面有了用武之地，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以其较高的威望担任了数任书会下属的委员会主席。益智书会出版重要的美国传教士的科技译作有：《笔算数学》及《形学备旨》均由狄考文口译，邹立文笔述；《声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揭要》都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赫士(Watson McMillan Hayes，1857-1944)口译，朱葆琛笔述。
英美传教士在华最大的翻译出版机构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of China)于1887年创办于上海，学会推举林乐知为协理，并决定将停刊五年有余的《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机关刊物恢复出版。包括林乐知在内的美国传教士在广学会的翻译几乎是清一色的政治类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复刊后的《万国公报》变宗教性宣传刊物为以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其专设的科学知识类为科技翻译提供了展示的平台，除刊载过林乐知本人译介的《格致源流说》《论日蚀》等科技译文外，还登载其他美国传教士在科技、医学等方面的译介文章，包括丁韪良的《彗星论》、潘慎文的《彗星略论》、嘉约翰的《皮肤诸症论》等。
内外动因
美国传教士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地立足于上海从事西学翻译，尤其是科技翻译，并将他们的科技翻译活动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甚至20世纪初，有其深刻的内外动因。
得天独厚的区域人文优势
在五口通商的城市中，上海并不是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历史却最终选择了上海，传教士也选择了上海。上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地处长江三角洲，几乎坐落于中国中心地带，交通四通八达，外国人在沪的经营风调雨顺，再加上上海人的包容性等方面的特点，使得上海后来居上，超过其他四口，成为吸收越来越多外国人来此传播西学的中心。
美国海外传教运动方兴未艾
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后，作为美国对外扩张行动的先遣队，美国基督教会更加积极向中国发展。到1855年，在上海的30个传教士中，有美国人21个，英国人9个。1858年新教在中国的传教士仅81人，到1889年增加为1296人，其中美国传教士为513人，仅次于英国的724人。美国在华传教士的数目尽管屈居第二位，但其本身增加的比例十分可观。1890年前后，美国国内开始掀起了一波向海外宣传宗教的狂潮，为在沪美国传教士从事科技翻译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
洋务运动持续深入
鸦片战争后由中国有识之士发起的洋务运动显然对传教事业具有正面的推动作用。发展近代工业迫在眉睫，然而，中国人当时办工业面临白手起家的现实，极需网罗人才、翻译西书，这样开设翻译馆成了当务之急。另一方面，面对传教遇到的种种困难，美国传教士感到“间接布道”的形式，即新闻、出版、译书的活动不失为上佳的策略。于是，上海成为美国传教士在沪施展科技翻译技能的热土。
杰出贡献
美国传教士在上海的科技翻译在晚清中国影响面之大，影响力之强，影响持续时间之长，足以和他国传教士比肩。他们的翻译进一步奠定了上海作为中国西学传播中心和翻译中心的基础。
成就于上海、辐射向全国
美国在沪传教士为上海科技翻译的经久不衰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陆续担当起在沪翻译出版机构的重任，并成为中流砥柱。二是吸收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传教士投身于上海科技翻译事业。三是他们的科技翻译著作不限在上海刊发，而且发行至全国各地，广为采用。中国的有识之士对他们的经典科技译著孜孜以求。
翻译与政治结合的典范
传教士在洋务运动的翻译事业中所起的作用——从被动到主动、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在晚清上海译界表现得格外明显。美国传教士客观上翻译出版了一批与洋务运动相呼应的西方自然科学书籍，为推动中国科学进步和中外科技文化交流起过作用。
开拓创新、填补空白
美国传教士在沪的译著在数个领域开科技应用之先。比如，狄考文编译的《笔算数学》首先在中国采用阿拉伯数字、加减符号＋－、分数线上下的分子和分母。嘉约翰在沪刊登的医学译著尽管为数甚少，可它们不但为其创办的博济医局实施医疗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填补了中国西医学史上的空白，对传统中医具有启示性作用，为后来的中西医结合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丰富翻译词汇、奠定理论基础
比如，狄考文在编译教科书的同时，进行了大量名词术语的梳理工作。他于1904年出版了自己编译的《中英对照术语辞典》，旨在统一科技译名翻译标准。该辞典收入12000多词条，其科技词汇涵盖力学、声学、热学、光学、电学、磁学、结晶学等方方面面。这大大避免了科技翻译混乱不堪的局面。狄考文明确指出：科技术语的翻译定名必须注意应简短、便于使用、界定准确。这些都对后来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本土翻译家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促进近代中国教育改革
清末民初不论是教会学校还是官办学堂，都开设了有别于传统学堂的科学课程。在没有现成教材的情况下，翻译西方的科技著作成了编译教科书的最佳途径。这些翻译教材被新式学堂广为采纳，必然冲击常规教学的传统内容，打破传统教材一统天下的旧格局，传播近代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和人文观念。许多有志青年学生从中汲取养分，扩大视野，学会了如何放眼世界。
助推自然科学的启蒙和建立
有学者统计，从1860年到1900年的40年间，有555部西方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自然科学162种，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动物学、植物学、医学等；应用科学225种，涵盖工艺、矿务、船政等。在这些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译著中，在沪美国传教士的科技翻译占有一席之地。在西方科学译介的启蒙和催化下，各类自然科学相继在中国出现，从而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体系。
本文来源：《上海翻译》2006年第1期
转自：上海美国研究、明德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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