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在留学期间一直勤于撰作，除《十二封信》和《愁斯丹》外还有多种著述。刚回国任教后那半年，他没有作品发表，自次年起陆续有数篇文章刊出，内容大多与他在留学时撰成初稿的《诗论》和《文艺心理学》二书密切相关，有些直接是从初稿中截取的。1934年3月，朱光潜给正准备创办《人间世》，向其约稿的林语堂写了一封信，称自己因“初出来教书，如瘦驴背重载，压得甚苦，绝对无暇作文”，故只得“捡旧稿一篇，聊为贵刊塞白”（此信不见于《朱光潜全集》，收入张泽贤《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版，56页。信末只署“三月三日”，根据“去秋父丧”一语可判断为1934年，作者对此信写作背景的分析完全错误，释文也有误）。这篇旧稿就是刊登在当年4月《人间世》创刊号上的《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相当于《诗论》第三章片断。到了1935年和1936年，朱光潜发表的文章呈增多之势，内容涵盖也更广，可见此时他已逐渐适应了任教的压力，更有余暇撰文。他在1936年发表的文章包括以下这些（据笔者所见）： 1月：《文艺与道德问题的略史》《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美学的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籍》； 2月：《王静安的〈浣溪沙〉》《“艺术天才否定论”的质疑》《柏腊图的诗人罪状》《读李义山的〈锦瑟〉》； 3月：《一封公开信——给〈天地人〉编辑徐先生》《诗与谐隐（上）》； 4月：《诗的起源》《论灵感》《我在〈春天〉里见到的——鲍蒂切利杰作〈春天〉之欣赏》《从研究歌谣后我对诗的形式问题意见的变迁》《诗与谐隐（下）》《朱光潜致朱光潸——为〈给青年的十三封信〉》《文艺与道德有何关系？》； 5月：《从儿戏说到追求“无限”》； 6月：《谈戏的两种演法》《诗歌与纯粹的文字游戏》； 8月：《谈书评》《给〈申报周刊〉的青年读者》《慈慧殿三号——北平杂写之一》《给〈申报周刊〉的青年读者（二）——在混乱中创秩序》《给〈申报周刊〉的青年读者（三）——民族的生命力》； 10月：《给〈申报周刊〉的青年读者（四）——游戏与娱乐》《后门大街——北平杂写之二》； 11月：《心理上个别的差异与诗的欣赏》《论大学授课方式的机械化》《中国文坛缺乏什么？》《给〈申报周刊〉的青年读者（五）——谈理想与事实》《论中国诗的韵》《性欲“母题”在原始诗歌中的位置》； 12月：《论中国诗的顿》。 1936年4月，朱光潜通过上海良友公司出版了一本文集《孟实文钞》，7月，又在开明书店出版了《文艺心理学》。他为两书撰写的序言落款分别是1936年2月和1936年春，说明这两本书在当年春季前已编订完毕。此外，至少1937年1月刊出的作品也大都应完成于1936年，该月朱光潜还发表了《舍不得分手》《诗与画：评莱森的“拉阿孔”》《给〈申报周刊〉的青年读者（六）——谈敬》《谈选本》《眼泪文学》（从内容上看此文撰于1937年1月）《中国诗中四声的分析》以及译文《哥德与白蒂娜》等数篇文章。 从上面的列表可以看出，朱光潜在1936年4月前和8月后这两段时间内都比较多产，而在5、6、7三个月作品稀少，一共只发表了三篇文章，且都是旧作。5月的《从儿戏说到追求“无限”》[载《人间世》（武汉版）第二期]实际是《文艺心理学》一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6月的《谈戏的两种演法》（载《绿洲》一卷三期）是该书第三章第六节（《悲剧心理学》第四章第三、四节中也有相似内容）。《诗歌与纯粹的文字游戏》刊于《天地人》第八期，作者附注为“这是《诗与谐隐》文中的一篇。原文分三篇，头二篇曾载大公报文艺副刊，这是没有发表的第三篇”（《天地人》八期，第1页）。《诗与谐隐》为《诗论》的第二章，将第三篇交予《天地人》刊登，想必也是为了应付文债。也就是说，除了三篇从旧稿中选登的文章，朱光潜在1936年5月至7月间并无任何新作问世，这对他来说是一段罕见的空白期。 到1936年时，朱光潜早已成为各处争相约稿的文化界名人，与多家报刊的编者熟识，只要有作品不愁无处接纳，很快就可以刊登出来。考虑到稿件需要邮寄，报刊需要一定时间编辑排印，并有固定出版周期，故从完稿到发表之间必然存在间隔。例如《给〈申报周刊〉的青年读者》一文，落款为1936年7月于北平（《朱光潜全集》第八卷，432页），上海的《申报周刊》在8月发表。也有间隔更短的，如《朱光潜给朱光潸——为〈给青年的十三封信〉》落款为4月3日，《申报》在4月16日便登出（422页）。姑且将发表滞后期估算为一个月，则创作上的空白期大致出现在4月至6月。1936年上半年，朱光潜在北大外文系讲授文学批评和欧洲名著研究（一），并为国文系开设诗论课。同年下半年，朱光潜在外文系讲授文学批评、欧洲名著选读（一）和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三门课，国文系课未开（参见《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 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度》，75、105页；《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 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度》，72、107页）。上下半年里他所授课程都是三门，课时相同，投入的精力应该相差不大。在没有新作的4、5、6三个月里，朱光潜除了正常教课，是否另外还在忙些什么？ 王孔嘉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译文从1936年3月开始连载，饶述一的译本在7月印出，4月至6月正是饶述一修改完成译稿的时候。饶述一对书稿校改要求颇严，在译序中特意提到书印出后“在校对方面，有几处的标点排错了，有好几个字印错了，都未能及时改正，这是心里大觉不快的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5页）。而朱光潜也有追求完美的习惯，1932年他曾在《谈美》一书后记中感谢友人帮忙仔细校阅，因为自己“每在印成的文章上发见到自己不小心的地方就觉得头痛”（《朱光潜全集》第二卷，97页）。朱光潜和饶述一不仅同样欣赏劳伦斯和《查泰莱》，熟知英国文学、文化，擅长英、法两种外语，态度严谨，讲究细节，而且留学回国时间高度相近，都能买到销售期不长的同一个《查泰莱》英文原版和法译本，1936年都在北平，看到了上海新创刊的《天地人》，甚至朱光潜的经历中也恰好出现了一段相对空暇的可以用于翻译的时间。如果这些都只是巧合，未免显得太巧了些。在当时的北平，要找出另外一个同时符合这些特征的人并不容易。 《愁斯丹和绮瑟的故事》被认为是朱光潜译出的唯一一部长篇文学作品。《查泰莱》原著的题材和语言风格与《愁斯丹》以及朱光潜翻译的其他学术著作相去甚远，译文的文体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原文，难以直接比较，不过从措辞选字的细节上，还是能看出饶述一与朱光潜颇有共通之处。林语堂在《读劳伦斯》中对《查泰莱》的几段节译生动而富于文学色彩，与此相比，饶述一译本的整体语言风格比较平实，同时有些选词偏文雅。如 “The world goes on”一句，饶述一译成“世界是赓续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475页）；“an elegant antelope”是“都丽的羚羊”（266页）；“a small crowded sitting-room”是“壅塞的小起坐室”（126页）；“She understood perfectly well why people had cocktail parties, and jazzed， and Charlestoned till they were ready to drop.”则被译为：“她很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有醇酒宴会，爵士音乐，和却尔斯登舞……这些宴安鸩毒的东西。”（88页）英语原文都是普通常见的词，而“赓续”、“都丽”、“壅塞”、“宴安鸩毒”这些中文词则都书面化，不很常用。就全书来看，饶述一并非刻意卖弄文采，绝大部分译文遵从原著的文风，偶尔使用的古雅词汇可能是下意识地流露了他个人的语言习惯。从饶述一留洋归来的时间推断，他大致出生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那一代人幼年时适逢废除科举，传统的私塾教育已让位给使用新式教科书的学校，青年时又正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逐渐取得主流地位，故而他们通常习于白话写作，文言文功底和对中国文史典籍的掌握程度普遍逊于前代。而朱光潜1897年生于以古文派传统著称的安徽桐城，祖父和父亲都是私塾教师，受家庭影响，他自幼接受了严格的文言文写作训练，熟读古书。在他的文章中，时常可以见到“宴安鸩毒”这类源自经史诗文的文绉绉的词。 巧的是，饶述一译本中一些非常规的译法也是朱光潜笔下用过的词。如“arriviste”一词意为新贵或一心往上爬的人，常被译成暴发户，饶述一则译为不容易直接联想到的“幸进者”（50页）。“幸进”是朱光潜很爱用的词，通常和“夤缘”并用，在《谈修养》一书中的《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和《谈处群》（《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3、60页），以及《养士与用士》《谈勤俭建国运动》（《朱光潜全集》第九卷，382、515页）等多篇文章中都出现过。小说第九章开头部分的“in a mental way he attracted her”和“the mental excitement had worn itself out”，饶述一分别译为“他在精神上摄引她”和“精神上的摄引已经衰萎了”（158页）。“Attract”直译是“吸引”，“excitement”是“兴奋”，饶述一却别出心裁地译成了“摄引”。摄引为佛教用语，又称接引，“为引导摄受之意。谓诸佛菩萨引导摄受众生，或师家教导引接弟子”（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台湾]佛光出版社1988年版，4579页）。需要有一定的佛学基础，才会对“摄引”这样的词信手拈来。朱光潜便对佛学有涉猎，曾宣称“人生最要紧的事是‘明’，是‘觉’，是佛家所说的‘大圆镜智’”（《生命》，《朱光潜全集》第九卷，279页），认为他最喜爱的诗人陶渊明身上体现了佛家学说的影响，其诗“充满禅机”（《诗论》，《朱光潜全集》第三卷，254-255页）。他也在文中用过“摄引”一词，也是当作吸引的意思来用，如《谈文学》中《文学与语文》一篇开头写道：“从前我看文学作品，摄引注意力的是一般人所说的内容。”（《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26页） 饶述一与朱光潜语言习惯重合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查》中译本屡次使用“静穆”，而原著中对应的英文表达各异。例如“花蕊似的静穆”（295页）原文是“bud-like reticence”；“一切都是在静穆中”（278页）原为“Everything was serene”；“十分静穆和期待的神情”（143页）是译自“the utterly still, waiting look”；“那些树木是多么静穆”（62页）译自“How still the trees were”；“她是从来没有那么温柔，那么静穆的”（231页）译自“She had never been so utterly soft and still”；“她静穆地坐着，在温柔的情绪中沉醉着，缝缀着”（231页），原文则是“she sat in the soft quiescent rapture of herself sewing”。“reticence”是名词，意为沉默无言，其余的“quiescent”、“serene”和“still”是形容词，相当于安静、宁静、静止等意思。中文里的近义词很丰富，译者的词汇也并不贫乏，统统译成“静穆”既没有必要也有失精准，只能说译者对这个词有特别的偏好。而静穆正是朱光潜当时最推崇的美学标准。1935年10月撰写的《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丏尊先生》一文中，朱光潜提到古希腊人“把和平静穆看成诗的极境”，他认为艺术的最高理想是静穆（serenity）而非热烈，陶渊明“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朱光潜全集》第八卷，396页）。这一论断随即引发鲁迅的批评，成为一桩著名的学术论争。鲁迅认为朱光潜割裂了陶渊明，静穆只是陶诗中的一方面，伟大作家都不是“浑身静穆”（《“题未定”草》六、七，《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436、439-444页）。后来朱光潜在1946年的文章《陶渊明》（作为最后一章收入修订版《诗论》）中仍称陶渊明“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朱光潜全集》第三卷，266页），到了1956年写《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时，他对此作出了检讨，表示自己只爱陶渊明“闲逸冲淡”的一面，是歪曲的理解（《朱光潜全集》第五卷，13页）。 在朱光潜的译作中，与《查泰莱》在时间上最接近的是1937年1月发表的《哥德与白蒂娜》（载《东方杂志》三十四卷一期），节译自圣伯夫的《星期一谈话》。文中提到歌德有一种“奥林波斯气派”（Olympien），朱光潜为此加了一个注释，称“奥林波斯气派意即谓神仙气派，希腊人所想象的神仙气派是和平、静穆、慈祥”（《朱光潜全集》第20卷，51页）。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中也称艺术家具有“最高度的冷静，或奥林波斯神的静穆”（《朱光潜全集》第11卷，153页），意大利语原文为“l’olimpica serenità”（Benedetto Croce, Estetica ， Bari: Gius. Laterza & Figli， 1908， p. 24）。朱光潜1947年通过安斯利（Douglas Ainslie）的英译本将《美学原理》译成中文，英译本此语作“Olympien serenity”（Aesthetic as Science of Express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 ，Tr. Douglas Ainslie, London: Macmillan， 1929， p. 21）。1935年朱光潜论及静穆的文章中对此词附上的英文便是“serenity”，但他译文中的“静穆”并不单单对应于 “serenity”。在年轻的白蒂娜眼中，歌德“和平静穆的头额下面常是露着笑容的”，他天才的一种表现是“晚年沉着静穆而超然物表的气概”（《朱光潜全集》第20卷，54页）。这两句描述的法语原文分别是“souriant sous son front paisible”和“la figure plus calme et supérieure qui a triomphé”（“Lettres de Goethe et de Bettina”, C.-A. Sainte-Beuve， Causeries du lundi ， Tome II, 5e éd., Paris: Garnier frères， p. 346）。其中相当于“静穆”的词是“paisible”和“calme”，通常会译为安详、平静、宁静等等，译成“静穆”也属于个人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