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语文学翻译家余中先谈《悲惨世界》
那还是上世纪70 年代初，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十六七岁的余中先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加海涂围垦。“那时候很难找到书读，借来一本书，一群人都等着读，每个人只有一天半天的时间，轮着看，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余中先后来的选择跟他当时读到的这些法语文学作品不无关系。1978 年，他考上北京大学法语系，进入法语文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雨果和他的小说《悲惨世界》无疑都是熠熠生辉的。
《悲惨世界》最早叫《贫困》，是一个名词，后来改为形容词“悲惨的”。“悲惨世界”其实是指悲惨的人的世界。
十几岁：从事法语文学翻译和研究后，您是如何一步步加深对雨果及其小说《悲惨世界》的理解的？
余中先：《悲惨世界》是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1978 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大学南门口外边的海淀书店门口，从一个老人手里买了三卷。因为书店已经没有卖了。
从事法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后，再去读雨果，读他的译文、原文，对于《悲惨世界》的理解就更深刻一点。首先是了解了雨果的地位，他是19 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作家、浪漫主义的领袖，他的小说、诗歌、散文创作都相当有影响。雨果的小说有很多，《笑面人》《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等，但在我看来，最厉害的应该还是《悲惨世界》。
十几岁：雨果从19 世纪30 年代初开始构思《悲惨世界》，1862 年出版。您如何看待这期间雨果的个人遭遇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余中先：雨果早在1830 年代之前就开始构思《悲惨世界》，也收集了一些素材。1831 年，雨果二十九岁，他写完《巴黎圣母院》并出版了，这时候他还很年轻。1862 年，他已经六十岁。这期间，他经历了社会的动荡，主要是1848 年以后，欧洲革命陆续破产，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称帝，雨果因为政见不同，被迫流亡国外。他先到比利时，后到英国英吉利海峡群岛之一——根西岛。这段流亡的经历给他带来了很多。
《悲惨世界》最早叫《贫困》，是一个名词，后来改为形容词“悲惨的”。“悲惨世界”其实是指悲惨的人的世界。这部小说也是在他流亡过程中出版的。
沙威是警察，可以说是社会秩序的象征或者说制度的帮凶。最后，他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产生了怀疑，觉醒过来，却处于一个非常极端的境地。他要转变，但是转变不过来。
十几岁：小说中的冉阿让、芳汀等都有原型，马吕斯被认为是雨果自身的写照。您如何看待现实人物与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
余中先：你说的原型我没有具体去研究，但是从雨果本人的说法来看是肯定的。一般来说，一部经典作品的主要人物，自然就是作家本人的某种代言。
我先不去研究这里的虚构跟现实之间的关系，但有一点可以提出来，雨果很早就读了这么一个事实：有一个农民叫彼埃尔·莫兰，因为偷面包被判五年苦役，后又因为有记录在案，所以他的身份证上带有一个黄颜色的标记。他找工作往往受到歧视或者说被直接拒绝。
雨果在1834 年写了一部小说《格》，写一个善良的工人因为偷东西，被判五年监禁，后来在监狱里受到虐待，被迫杀了人。这个故事跟我刚才所说的农民的故事，是有关的。《格》这个小说不是特别成功，也很短，这个素材后来就变成了冉阿让的形象。至于其他人，像芳汀、米里哀，也都有现实人物的影子，但更多的还是文学的虚构。
十几岁：雨果在小说中写了一组人物的变化：米里哀从贵族到教士；冉阿让从苦役犯到市长，又从苦役犯到割风伯伯，最终回到冉阿让；还有警察沙威的变化、马吕斯的转变、爱潘妮的转变……您如何看待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人物塑造？结合一两个您印象最深的角色具体谈谈。
余中先：这个变化是对的，这是小说的一个主线。各个主要人物的主线是向善、向人道主义者转变。雨果早期的作品，比如《巴黎圣母院》，里面的人物往往是一种性格，相对来说没有变化，这也是因为小说故事发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的缘故。《悲惨世界》中人物都交代了从小到大的经历，尽管最开始讲的是某年，但他会回到十年前甚至几十年前。有变化，这是《悲惨世界》比《巴黎圣母院》更深刻的地方，虽然《巴黎圣母院》也是很伟大的作品。我比较强调《悲惨世界》的厚重，在人物线条上有变化，在社会生活方面也更广更深。
具体来说，沙威可以讲一讲。从人物设计上看，沙威把冉阿让、芳汀和珂赛特都连在一起，因为他要调查种种事情，到最后他把马吕斯也连在一起。沙威作为警察是非常成功的，但也可以说他是社会秩序的象征或者说制度的帮凶。最后，他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产生了怀疑，觉醒过来，却处于一个非常极端的境地。他要转变，但是转变不过来，干脆就自杀了。这也非常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
米里哀主教给我的印象也比较深。他是善良的代表，他通过自己向善的行为去感染小说最主要的人物冉阿让，再通过冉阿让去感染别人，比如说感染沙威。如果要说变化的话，那就是米里哀作为一个神父，他除了有宗教意识，更多的还带有一种泛神的思想，比如他认为你只要向善，不管去不去教堂，都能够走向救赎。当然他没有明说。
十几岁：在您的阅读和研究中，您认为雨果创作《悲惨世界》的初衷是什么？
余中先：他的初衷，我觉得就是他在序言里头说的：“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雨果写得很成功，经验跟才华都爆发出来，艺术的力量也显出来了。
《悲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读法，可以只求情节，也可以在了解情节的基础上抓住人物性格，去探索小说更大更深的主旨和意图。
十几岁：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相对。19 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的内核是什么？雨果作为浪漫主义的领袖，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他的浪漫主义创作实践？
余中先：古典主义是法国文学的一个特点，西班牙、德国等其他国家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没有法国的古典主义那么明显。法国的古典主义形成于17 世纪，内容主要是关于激情与国家荣誉，从体材上说就是悲剧、诗歌。实际上，17 世纪末到18 世纪，启蒙运动领军人物就反对古典主义，像伏尔泰、狄德罗等。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到浪漫主义时期被彻底推翻。雨果在1827 年发表《克伦威尔》，提出了浪漫主义宣言，同时，他身体力行地写了剧本《欧那尼》。在这个剧里，“三一律”被彻底抛弃。
浪漫主义写自由的心灵，写人与自然的关系，写爱情，写大场面，写一些异乎寻常的情节、异乎寻常的人物性格，比如《巴黎圣母院》里面驼背的人居然那么善良。
十几岁：您如何看待《悲惨世界》中的浪漫主义？
余中先：雨果把浪漫主义运用到了极致，博大精深的东西到他的手里被运用自如。他基于历史史料进行虚构，让我刚才谈到的农民的故事，在冉阿让身上得以延伸。而很多经不起推敲的东西他就一笔带过，比如说冉阿让突然进行了技术革新，成了富翁，当上了市长。种很难讲清楚，他干脆就不讲，你爱信不信。
另外就是雨果极力突出人物某一方面的特点，极其夸张。比如冉阿让，他在当市长时，听到一个叫商马第的人被误认为是他，被抓住即将要被判终身苦役。他知道肯定是误会，那么他去不去澄清，解救商马第呢？冉阿让经历了内心激烈的争斗，一夜白头，就跟我们中国戏曲里头，说伍子胥出韶关，一夜愁白了头是一样的。
事实上，《悲惨世界》中很多的章节是游离出去的，脱离故事情节，跳进跳出，夹杂了很多的议论。十几岁的孩子读的时候可能就把这些跳过去了，跳过去也没关系，孩子有抓住最要紧故事的能力。当然《悲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读法，可以只求情节，也可以在了解情节的基础上抓住人物性格，去探索小说更大更深的主旨和意图。
余中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傅雷翻译奖评委。现受聘为厦门大学讲座教授。
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曾留学法国，获得巴黎第四大学文学博士学位。长年从事法语文学作品的翻译、评论、研究工作，翻译介绍了奈瓦尔、克洛代尔、阿波利奈尔、贝克特、西蒙、罗伯-格里耶、格拉克、萨冈、昆德拉、费尔南德斯、勒克莱齐奥、图森、埃什诺兹等人的小说、戏剧、诗歌作品八十多部。被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18年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翻译文学奖。
采写：刘秋香
【来源：潇湘晨报】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日期：2020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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