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康德词典〉翻译及译名数据库建设》在浙江理工大学正式开题
2020年9月25日，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文炳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康德辞典》翻译及译名数据库建设”（立项编号：19ZDA032）的开题报告会在浙江理工大学举行。该项目将结合康德原著并参考不同的英文、日文和中文译本及各种研究文献来对Marcus Willaschek 等221位学者编写的长达2984页近400万字的《康德辞典》3卷本（Kant-Lexikon，2015）进行研究性翻译，并在创建康德哲学语料库的基础上创建康德哲学译名数据库。该项目旨在打造一个康德哲学概念术语翻译的“证义”平台，项目完成后将为读者、译者和研究者提供海量的参考信息及查询的便利，构建成一个康德哲学的重要研究平台。
本次开题报告会采取线下与线上相结合形式进行。参加开题报告会的专家有（按姓氏笔画排序）首都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嘉映，复旦大学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邓安庆，浙江大学博导、浙江省翻译协会会长范捷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李河，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康德著作全集》译者李秋零，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倪梁康，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孙周兴，澳门大学特聘教授、哲学与宗教学系主任王庆节，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张志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部主任赵培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等。项目首席专家文炳教授及部分校内主研人员，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湖北大学、重庆工商大学、浙江省社科院等10多家单位的部分校外主研人员，共计40余人参加了会议。
浙江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陶伟华致欢迎辞。他首先代表浙江理工大学向各位领导和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课题组实现学校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新突破表示祝贺，对浙江省社科联长期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同时表达了对项目组成员圆满完成此次研究的希冀。
浙江省社联副主席陈先春对浙江理工大学近几年在国家社科基金领域取得的快速发展表示祝贺。有鉴于重大项目立项不易、出高水平成果更不易，他希望项目组按照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要求认真实施研究计划，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
随后，文炳汇报了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开题前已做的准备工作。他简述了《康德辞典》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学术地位及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情况，指出了目前世界范围内哲学翻译所普遍面临的翻译困难，分析了康德哲学概念术语的“不可译性”特征及康德文著翻译的种种具体困难、成因及对策，在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本课题研究的创新思路及应对策略。最后，对于项目实施的可行性进行了详细讲解，剖析了项目拟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
开题报告会专家评议由倪梁康主持，与会专家分别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和建议。
倪梁康首先肯定了文炳教授在该课题上的多年积累和对学术研究的不懈追求。他结合自己的翻译经验指出，一名一译是很难做到的。在统一译名的问题上，倪梁康认为不管是外部让别人同意，还是内部同一个译者，其实都做不到完全的译名统一。同时他还就《康德辞典》及相关书籍的版权购买问题给出了建议。
李秋零充分肯定了翻译这部《康德辞典》的重要性，同时指出，由于哲学翻译特有的复杂性，哲学概念术语的翻译很难在目的语中找到对等或对应的词语，使得本课题的研究具有特殊的翻译学研究意义。他还结合自己翻译康德全集的体会，谈了有关《康德辞典》翻译的五点思考。
张志伟提到了哲学家使用概念的不统一现象，指出康德虽然有时选择概念很讲究，但他又不贯彻始终；所以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概念翻译本应该统一，但又没法统一。就《康德辞典》的翻译而言，他认为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在每个词条下加注释或者说明选择某个译名的原因。
赵汀阳指出，通常认为西方哲学概念是大量来自日本，但是据一位德国学者考证发现，虽然中国的概念不少来自于日本的翻译，而日本的翻译其实有不少是来自于传教士的翻译。他还提出了两个问题供项目组思考：其一是根据康德读过哪些拉丁文、法文的书以及康德哲学概念术语的拉丁文、法文背景来对康德术语进行正确理解和翻译；其二是有些译法虽然不见得很精确，但确实比较传神，应慎重修正或替代，以免在学界引起混乱。
王庆节首先肯定了文炳教授在这个项目上多年的持之以恒。他认为，西方哲学概念的翻译，其实涉及的是借助外来语言创造我们自己的思想语。这是一个过程，过程重于结果，需要把这个过程显现出来，而不只是选定哪一个。他认为确实需要考虑拉丁文的影响，对译（包括加译名）很重要，正名有时也需要，但最重要的是把这个与母语磨合的过程体现出来。或许，我们由此就可以形成自己的思想语。
陈嘉映指出，在一些同一概念有多个译名并存的情况下，各个译名一般没有特别的对错，是在翻译和讨论中才使得译名的意思逐渐清楚。我们不可能设立标准译名，也不应以此为目标，关键是要把不同译名的理据罗列出来，这反而可能对统一译名有好处。他建议项目组把已有译法的理由用最简明恰当的方式列出来，由此推动对康德哲学、德国哲学以及对哲学本身的理解，进而推动中西哲学的对话。
李河认为，本次会议可谓是哲学翻译峰会，他建议以这个项目为平台，每年搞一次高规格、小范围，类似于工作坊的哲学翻译峰会。他指出，学术翻译是一个学术研究的过程，20世纪的中国学术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翻译支撑的学术，学术经典翻译塑造了我们汉语自然语言中的理论语言，也就是华严讲的入土别生枝干，他由此认为《康德辞典》翻译工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还从概念栖身于自然语词世界来剖析哲学翻译的困难，建议项目组通过翻译和讨论交流来形成一套自己的翻译规范，尤其是术语翻译规范。
邓安庆结合他个人多年来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指出，目前康德伦理学中，概念问题很多，特别是康德的几个重要概念，如Moral，moralisch ，Sitten，Sittlichkeit。他认为，目前康德伦理学研究中的很多混乱就源自对这些概念的各种译法，所以康德伦理学概念最应统一。如何统一呢？他赞成孙周兴教授提出的，字面意思优先，其次考虑哲学家个人的理解。
范捷平从语文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解释。术语统一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想统一又统一不了，因此，也许我们应该将重点从统一译名换到对译名的解释。他认为，要重词源，也就是像赵汀阳教授说的那样，要把概念的演变过程体现出来。可以把对译名的讨论加入到译名数据库中，并且作为开放性的资源，持续更新。尽管这个项目是一种研究性翻译，但是作为翻译项目，首先应该将精力集中在译文的准确性上，即集中在关键词条的解释是否准确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他建议，这个项目要尽力实现日耳曼学与哲学的结合。
孙周兴首先肯定了该项目的重要性。他接续范捷平会长的建议，指出该研究涉及阐释学和比较语言学，有哲学史也有文化史的意义。他认为，我们在给出概念译名时，要保持审慎、适度原则，字面意思优先，再考虑其他方面。至于统一译名的任务，在他看来不会成功。他希望该项目最终能推进康德研究和语言学意义上的翻译研究。
赵培杰认为，这个项目对一个理工科院校的人文学科建设是有示范意义的。《康德辞典》的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是两种文化和哲学之间的对话。首先，作为辞典类工具书，最应该起的作用是对康德哲学概念术语翻译的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要尽力把读者对一些概念、范畴和命题的理解带回到康德本来的含义上。其次，概念的多种译名中，很难说哪一个更恰当，最重要的是把不同的译法概要性列举出来，在比较中逐步达成共识。另外，如果在既往译名中或汉语中找不到合适的对应译词，也可以大胆创造新词。最后，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可以也应当衍生出相关学术史的研究成果。
最后，文炳根据专家的意见和建议，重点针对哲学概念术语译名分歧该如何处理的问题做出了回应，其区别化处理原则得到了与会专家一致认可。文炳表示，一定不负诸位专家和学界期望，与团队一起共同努力，把《康德词典》中文版打造成经得起时代和历史检验的学术精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日期：2020年9月28日 姓名：黄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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