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叶廷芳那辈学人的翻译，影响的不只是外国文学
叶廷芳（1936年11月23日—2021年9月27日），出生于浙江衢县，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师从冯至。留任助教后，于1964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任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杂志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北欧文学室主任、研究员。
叶廷芳那一辈学人的特殊贡献
新京报：听闻叶廷芳先生去世……
陆建德：我和叶廷芳先生很熟。我们都曾经住在劲松地区，我们那时候骑自行车上班，我经常跟他一起并排骑车。他因为一个手不方便，就单臂驾驶。我觉得叶廷芳先生真是太不容易了，他小时候跌了一跤，手臂跌断了，有一个地方伤口有炎症，半条手臂就保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成就如此巨大，特别让人敬佩。而且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这也是外文所老先生的一个特点。他们在专业领域成就特别多，写研究著作、翻译作品，而且叶先生散文写得也很好。
我到他家去，印象特别深的是，他收集了很多画册，也有很多唱片。他对音乐艺术是特别热爱的，包括建筑。他散文写得挺多的，出了好几本散文集，散文集涵盖的范围特别广，有文学、艺术、音乐、建筑，特别好。他虽然带有残疾，但是他对生活有着一种出奇的热情，他从来不认为因为自己有一点残疾，就要受到限制，他一点没有这个观念的。虽然身体带有残疾，但叶先生身体特别强壮，听到他离去的消息我也是非常难过。
他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专业知识非常精湛的人，而且跟人交往的时候，他特别随和开放，我在外文所工作的时候，很长时间都是工会主席，我记得每一年我们外文所春节前聚会，大家聚在一起，会有一些节目，比如朗诵诗、说段笑话，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叶先生每一年都唱歌，唱歌唱得特别好，如果请他来，他是毫不犹豫，马上就来。
他也在残疾人协会里面担任领导工作，这个是要分不少心的。他跟艺术界的人士来往也特别多。我现在想想，他跟一些老艺术家来往密切，我们所联欢的时候，他也会叫一些艺术家来做表演。叶先生是个精力过人的人，从事多方面的工作、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在参加所有这些活动的同时，他的学术研究又做得如此精湛。
新京报：一般读者对叶先生的了解应该在于他是卡夫卡非常重要的译者和研究者。
陆建德：卡夫卡是整个现代派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外文所有几位老先生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我稍微举几位人士，比如叶先生，比如柳鸣九先生，柳鸣九先生很早就开始介绍萨特，那时候对中国的创作界、思想界影响都很大。再比如说李文俊先生，李文俊先生要比叶廷芳先生稍大一些，今年大概有九十一二了，李文俊先生翻译的福克纳……他们（的翻译）的影响完全超越了外国文学的范围，对我们整个文学评论界、文学创作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在很多方面得益于这些老先生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而且也使得我们突然意识到有很多事情原来是可以这样写的，在立足本土的同时借鉴外来资源，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尤其像卡夫卡，他完全超越常人的想象，深深地种在我们的阅读经验里面，这种经验伴随着我们成长。
我们要去问当代很多作家，他们阅读这些作品的过程都是难忘的经历，也跟他们的创作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要纪念叶先生这样的人物，我觉得不光是外国文学界，整个读书界、包括中国当代作家们，都会感念叶先生，以及他们这一辈学人做出的特殊贡献。
新京报：叶廷芳先生出过一本《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像叶先生他们对中国的文学审美走向现代性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陆建德：关于审美，有些人也在讲中国传统审美等等，但我们要超越国别的界限，我们的审美是不断在演进的，而且是杂糅的。我们要看到，自己国家的审美传统也有很多外来的因素，包括佛教的因素。到了19世纪末以后，审美现代性对中国的冲击是很大的，而且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我现在在杭州接电话，我吃饭的地方附近就是林风眠先生的故居。林风眠先生是中国20世纪的大画家，他有中国传统绘画的根底，但他又糅合了国外的风格，他的绘画里就有非常鲜明的一种审美现代性。所以叶先生在那个时候提出审美现代性，是特别有意义的，让我们意识到审美并不是一条直线，（不是要）完全适中，审美的预期也是一样的，审美恰恰应该有大量的东西是要挑战我们的预期的，突破预设的疆界，这背后是一种解放的力量。
像叶先生他们这一辈，在改革开放后提出审美现代性，让我们意识到审美上我们完全可能有诸多的可能性，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当代艺术的多元景观，也跟叶先生他们所提倡的这些观念是有着紧密联系的。这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审美其实是处于流变之中的，有着一定的延续性，但这种延续性时间久了又可能会僵化，束缚我们的审美想象，所以需要有一些新的东西来不断挑战这种预设或者传承，走向一种未知的审美前景。
有了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我相信可以告慰叶先生的是，在今天或者以后，我们还会不断迎来新的审美的现代性。
译者、写作者与活动家
新京报：在日常生活中，你对叶先生有一个怎样的印象？
陆建德：他特别喜欢跟人来往，有著作也会送给朋友，我也有他的著作。他的家乡是衢州开化，开化有一种茶叶叫龙顶，我想起来，他原来身体比较好的时候经常到家乡去，从家乡回来就会给我带他的龙顶茶，他一再强调龙顶茶比杭州龙井茶还要好。后来他身体不太好，行动就少一些了。
新京报：刚才聊到几位非常重要的译者。还是再具体问一下，你认为译者在文化层面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陆建德：太重要了。昨天我还在上海参加一个活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一个翻译奖。大量读者读作品，虽然是读卡夫卡的作品，但他毕竟不是读原文的，要靠中文来认识卡夫卡，如果通过中文来读卡夫卡，到底是读卡夫卡还是在读叶廷芳？这是一个经过叶廷芳消化的卡夫卡。译者不可能完全抹去他的自我，所以像叶先生，他的看不见的精神其实都渗透在这些翻译文字之间。我们在怀念叶先生的同时，要看到翻译者有他们不可抹杀的巨大的功劳。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研究的语言有精湛的研究；另一方面，他们的中文写作都是相当不错的，这是外文所的传统。像更早的冯至先生他们，中文都是特别好，有了好的中文才可以成为好的译者。
新京报：说到“好的中文”，刚才也一再提到叶廷芳先生的随笔写作，你怎么看他的随笔写作？
陆建德：他的随笔写作是带有抒情意味的，想象是发散性的。这里我一定要强调的是，他对各个地方的文化事业也抱有关怀精神，比如说对北京古城的保护，他都有很多见解。除了写作之外，他在文化上也是个活动家。
采写 | 张进
编辑 | 青青子、罗东
校对 | 赵琳
来源：新京报 日期：202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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