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经验
大学一年级（1969年）的暑假期间，我参加耕莘文教院主办的写作班。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许多细节十分模糊。我听过几位名作家的课，这些老师应该不难从写作班的数据中找到。课程结束时，照例有各种主题的写作比赛。我不会写小说、诗词，散文也乏善可陈，只好参加翻译组，结果好像还得到了名次。
大概这就是所谓的机缘。我是借着翻译才学会写作的。大学三年级暑假时，辅大哲学系的张振东主任与国立编译馆签约，要翻译一套由美国华盛顿大学瑞达（M.Rader）教授主编的哲学教材。张主任问我有没有兴趣翻译其中有关”宗教哲学”的部分。我不知天高地厚，就答应要试试看。然后，整个暑假我都住在父亲所服务的观音灯塔，每天十小时进行这项工作。
这本《宗教哲学》的内容是选录历代的经典之作，再由瑞达教授综合评论。原作者包括：安瑟姆、多玛斯、帕斯卡尔、休谟、费尔巴哈、詹姆斯、史太斯、孟泰格等。这些选文以英文编成，现在我要将它译成中文。我采用最原始的办法，把较长的句子写在白纸上，详细分析其句型，推敲其意义，再写成平铺直叙的中文。这样的中文离”信”都还有段距离，更谈不上”达”与”雅”了。我花不少时间琢磨每一句中文，目标是让人”直接”读懂它的意思。
两个月之后，我完成了十万字的翻译。开学之后我交上译文，没想到出了个意外。张主任说：”很抱歉，我把同一本书交给胡神父翻译了。”他承认他弄错了，所以愿意赔偿我原定稿费的三成。原先说好每千字一百元，于是他付了我三千元，但同意我自行出版这本译文。这本译文后来成为我所出版的第一本书，书名是《从上帝到人》。
我译过西方哲学家的原典，文笔因而被训练成擅长说理。经由这样的训练，我开始习惯”由翻译学习西方哲学”。受益最大的有两本书，一是英国学者柯普斯顿（F.Copleston）所写的《西洋哲学史》卷一”希腊与罗马”。我译了这本三十多万字的书，后来在耶鲁大学参加博士班学科考试，才有办法在”西洋哲学史”一科顺利过关。另一本是影响我最深的书，德国学者雅士培（K.Jaspers）所写的《四大圣哲》，介绍”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经由翻译的过程，我认识了四大圣哲的人格特质与殊异之处，心中常有不灭的明灯。
有一段时间，翻译成为我的谋生资具，虽然辛苦却也甘之如饴。总计我的译文大概超过二百万字。翻译使我对理解英文有了长足的进步，也使我对写作有了一定的信心。一九八四年我念完书回国之后，一直在台大哲学系教书。除了教学与研究之外，几乎所有时间都投入了写作与演讲。以写作来说，最多的时候曾同时为四家报纸与五家杂志写固定的专栏，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文章。那是我四十岁前后的日子，写作成为习惯，只要想个题目即可援笔立就。我深感幸运的是，我的各项工作，从研究、教学，到演讲与写作，全都环绕类似的题材，有如五行之相生，循环而不息。
二○○○年以后，我的研究领域集中在传统国学上，我还是沿用自己的老办法，先认真学习各家各派的诠释，再将这些古代经典译成通顺可读的白话文。以《论语》为例，我参考的中外注解大约四百家，知道其中每一个字的多种解释，然后才敢判断如何算是正确的意思。
总之，综合四十多年的写作经验，我的心得是：先要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想法说出来可以让人听懂，然后下笔为文自然水到渠成。（写于二○一六年二月十日）
作者：傅佩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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