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翻译生涯

今年，我已是满80岁的耄耋老人了，回望自己的人生，十分感慨。尤其是回首自己长达几十年的翻译生涯，觉得有许多话儿要说。

落地成为新疆人

我叫郭志刚，1936年2月出生于伊犁霍城县（我的小名就叫霍生），先后在伊犁霍城县、乌鲁木齐、和田皮山县、和田市生活和工作。自1951年开始学习维吾尔语言文字起，翻译工作就成了我终身喜爱的事业。

我的曾祖父原籍是天津杨柳青人，1876年（清光绪2年），随左宗棠平息浩罕汗国阿古柏入侵，赶大营来到新疆伊犁。所谓赶大营，实际上就是为部队提供生活后勤服务，官兵日用所需的毛巾、肥皂、布袜、烟草、茶叶、药品等都由赶大营的人提供，赶车、骑马、挑担一路追随部队前行，有点像支前民兵。赶大营的人以天津杨柳青的人最多，战事平定以后大部分都陆续把家眷接来新疆团聚，仅在伊犁定居的据说就有五千余户。不少人还把内地的生意也迁了过来，当时有个叫安文忠的在伊犁开了个“文丰泰”商行,生意做得很大。由于曾祖父念过私塾，曾经在县衙门当过文书，祖父叫郭毓增，字汇川，后来也在县衙门谋了个小职员的差事。就这样，我们郭家一大家子人就都在伊犁落地生根了。从曾祖父起到我的孙子辈，我们郭家在新疆已经有六代人了。

到我父亲的时候已经是民国了，父亲郭镇当时在伊犁霍城县邮政局当局长，后被盛世才关押。1942年，统治新疆的反动军阀盛世才彻底撕下联苏联共的假面具，开始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到了1944年，盛世才为了向蒋介石献媚搞了个献马运动，强行在新疆牧区征良马万匹，激起了民众强烈反抗，导致伊犁、塔城、阿勒泰爆发新疆少数民族“三区”革命起义。“三区”革命初期被东突反动分裂势力所操控，执行了极端的“排汉”“排回”路线，造成数万难民大逃亡，父亲带着我们一大家人逃到了现在的乌鲁木齐（当时叫迪化）。我上小学是在小东梁小学（现在的乌鲁木齐小东梁中学），初中是在新疆省立第一中学（现在的乌鲁木齐一中）上的。

选择学习维吾尔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疆兴起了各项事业的大建设、大开发，那时的新疆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急缺人才，尤其是有文化的干部非常需要。当时的初中毕业生已经算得上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了，不管是到部队还是到地方都很受欢迎。省委、省政府为解决干部问题大力兴办了各类干部学校、干部培训班。

1951年，我初中毕业以后报考了省干部学校（省财经学院的前身，在现乌市二十小学对面新疆大学的位置），被录取在语言4班，学习维吾尔语言文字。干校还开设有行政、财会等多种专业，班上有的同学不太喜欢学少数民族语言，很羡慕其他专业的同学。我长期在新疆与少数民族共同生活，懂得掌握少数民族民族语言对各民族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性，在专业的选择上没有动摇。后来经过校领导、老师的启发教育，认识到学会民族语言能够更好地为新疆少数民族服务，同时也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更坚定了学习维吾尔语言文字的信心。但是说实话，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以后要当翻译。

到了1952年下半年，我在省干校学习维吾尔语言差不多有一年半了，这时候新疆各地陆续开始减租反霸搞土改。按省委的决定，同学们要分配到各地参加土改，我被分配到和田专区皮山县。从乌鲁木齐到皮山坐汽车在搓板路上颠簸了半个多月，一路上吃土嚼沙子都挺过来了。到了皮山，组织说让我给县委书记当翻译，我可犯大愁了，环境艰苦、条件差先不说，最要命的问题是：我说的维吾尔语老乡听不懂，老乡说的话我也听不明白。这可怎么办？革命工作没有退路，后退一步就是逃兵。我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最后咬着牙下定决心：加强锻炼，认真学习。

我抓住一切机会尽量多接触少数民族群众，和他们对话，让他们纠正我的用词、发音；一有空就背维吾尔语单词，维汉词典从第一页背到最后一页，然后再从最后一页往前背（有几次连着熬夜竟累得晕过去了）；还经常听收音机、广播中播音员的发音，以此来规范自己的口语发音，记得当时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有个叫坎吉·依不拉音的女播音员发音特别准，成了我不曾谋面的老师；高声朗读报纸上的文章、文件，提高阅读能力……经过多年努力，我终于熟练地掌握了维吾尔语言文字，不仅对话、读文章、维汉互译没有障碍，而且练就了一口乌鲁木齐标准发音。语言过了关，消除了隔阂，拉近了我和少数民族群众的距离，我的维吾尔族朋友和我在一起无话不谈，非常亲热，甚至完全把我当成一个维吾尔族人。老乡们还给我起了个维吾尔族名字叫“肉孜”，我在后面又加了“甫拉提”，这在维吾尔语中是钢铁的意思，和我名字中的刚字同义，我的全名就成了“肉孜·甫拉提”。维吾尔族干部群众这样评价：“如果闭着眼睛听郭志刚说维吾尔语，根本听不出来这是个汉族人在说，他说的维吾尔语和我们一样一样的。”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也非常注意学习维吾尔语言口语、书面语的标准化使用，新疆电视台对我的情况很感兴趣，2002年初，曾专门采访让我讲述学习维吾尔语言的体会，整个采访交流全部用维吾尔语,这个专访片在新疆电视台播出以后，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皮山开始翻译生涯

在和田皮山县搞土改一年多，大约到了1954年上半年，工作基本结束，我服从组织安排留在皮山从事翻译工作。我先在皮山县县委任翻译、后来任办公室主任，1965年调到和田地委任翻译科科长，在和田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在皮山我认识了一位杭州姑娘叫陈文琴，她是1953年西安银行学校金融专业毕业后来皮山县人民银行工作的。西安银行学校是一所按照延安抗大模式兴办的学习金融专业知识的干部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对学员各方面要求都非常严格。陈文琴在银行学校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培训，毕业时被评为优秀学员，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分配时，已是青年团员的她在填写分配志愿时郑重写下：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新疆迫切需要银行业务的干部，学校决定分配她来新疆工作。到新疆省分行后，组织部门再次征求她的意见，她仍然坚定表示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这样就来到了和田皮山县。因为有着共同的志趣和理想，又都是从大城市来的年轻人，经过一段时间接触交往，我们于1955年结婚组建了幸福的家庭。

1966年，我调到和田地委翻译科当科长。1980年，当时的自治区主席司马义·艾买提到和田考察工作，由我担任大会翻译，司马义·艾买提主席很满意我的翻译工作。不久经司马义·艾买提主席亲自提名，把我调到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翻译处担任副处长。1986年，司马义·艾买提同志调到国家民委任书记、主任，临动身赴任之前我去看望他，他动情而又直率地对我说：“你是一位真正掌握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汉族干部，国家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很感动，觉得领导给予我极高的评价和肯定，今后更得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