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翻译困境 翻译大家的远去

    著名翻译家蓝仁哲先生日前因病去世，让喜欢福克纳的中文读者痛惜不已。时间往前推移，9月9日，在中国拥有众多读者的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郑永慧先生去世，7月21日，“让博尔赫斯在汉语中重生”的最可“信”翻译家王永年先生去世……老一辈翻译家的相继离世，让人担心中国正迎来一个“粗糙翻译”的时代。

    翻译不再吃香

    上世纪二十年代，翻译家赵景深在翻译契柯夫的小说《凡卡》时，因不了解原文中的古希腊神话故事，将“银河”（Milky Way）按字面意思错译为“牛奶路”，闹了个大笑话，鲁迅还专门撰文挖苦了赵景深，从此“牛奶路”便成为错译的代名词。如今近一个世纪过去，在当下文学作品翻译中，类似错译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着花样儿层出不穷——几乎可以肯定，中国文学翻译在质量上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

    如今新一代翻译人才的青黄不接，更是让人担忧。在最近一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等奖项各有所属，唯有文学翻译奖首度出现空缺，理由是参赛作品没有一部达到获奖标准。

    毫无疑问，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在异国的重生都要倚赖于翻译。《世界文学》主编同时也是法语翻译权威的余中先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翻译是人类文化交流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翻译功德无量，他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摆渡人。”但遗憾的是，这种“摆渡人”的工作在当下非常廉价，除了文学本身的边缘化，稿费过低已成为翻译人才短缺的最大原因——靠稿费无法谋生，这是所有译者的共识。

    据了解，目前出版社给译者的稿费大概为60到90元每千字，基本延续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稿费标准，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译著销量和译者无关，这导致外语好的年轻人大多投身商务翻译，只有真正热爱文学，并能从翻译中带来满足感的人还在坚守。“做同声传译一天能挣五六千甚至上万元，这相当于花几个月时间做文字翻译得到的报酬。”余中先坦言。

    事实上，即便像王永年这样的老一辈翻译家，稿费也和刚入行的年轻人相差无几。2006年，已近80岁的王永年翻译凯鲁亚克《在路上》时的稿费不到一万元，“从八十年代起就这个价，一直没变过，翻译《博尔赫斯全集》也就不到两万块，那本书用了快两年时间。”王永年曾写道。

面对译者的低收入，出版方也显得很无奈。一位编辑告诉记者，虽然近几年书价有所上涨，但若大幅提高译者稿费，出版方仍然会亏本。

    另外，除了低稿费，不受重视是译者稀缺的另一原因。据记者了解，很多有能力的译者同时在大学任职，但大部分高校并不把译著算作学术成果。辛苦翻译一本书，评定职称时用不上，这让很多教授告别了吃力不讨好的翻译工作。

    虽有人才，但留不住人才，成为文学翻译最大的困境。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周克希告诉本报记者：“现在世界那么精彩，可以走的路那么多，有些潜在的文学翻译人才没有走这条路，我想也是很正常的。”

    机械化翻译

    2003年，周克希开始独立重译普鲁斯特的《追寻逝去的时光》（又名《追忆似水年华》）。如今九年过去，70岁的他仅译成七卷中的三卷，并坦言这项工作难以完成。在他看来，“翻译是感觉和表达感觉的历程，而不是译者异化成翻译机器的过程。”但遗憾的是，急功近利的出版环境和人才的流失，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文学翻译成为了像字幕组一样的纯技术行为。

事实上，在出版方和译者的关系中，译者基本处于被动地位。一位出版从业人员告诉记者，现在一本书的出版周期越来越短，一些出版方留给译者的时间往往只有几个月，文学的严肃性正被商业利益取代。

    这种现象在经典名著中尤为明显。由于过了公版期（根据国际版权公约，作者去世五十年后，版权处于公共领域，无需购买版权），经典名著成了出版方的香饽饽。记者走访中发现，一些小说译本已达十种之多，译本质量也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将不同译本拼凑粘贴，改头换面重新出版的情况，它们中有的译者翻译一本书换一个名，有的则找不出译者是谁，译者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译者水平不足，读者对译者不信任，稿费过低，人才稀缺，出版环境混乱等诸多现象叠加在一起，互为因果，所以各种“牛奶路”才在书中频繁出现。“好翻译太少了，这不是翻译界的悲哀，而是整个国家的悲哀。”余中先说。

    远去的大师

    虽不乏优秀翻译人才，但随着王永年等前辈的离世，呼唤下一代翻译家的集体出现成为文学读者的共同心愿，但如同翻译家草婴先生所说，“从事我们这行，有一条很重要，就是甘于寂寞。”然而，在一个娱乐和商业至上的浮躁年代，做到这点又谈何容易。

    即将年满90岁的草婴先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用了近二十年，一个人默默翻译了400多万字的《托尔斯泰全集》。但几年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草婴感言：“像我们这样的译者，现在是吃不开的。”

    几十年来，草婴一直没中断过翻译工作，但与同辈的老翻译家一样，草婴每天翻译的很少，平均1000字左右，速度慢得超乎想象，但更难以想象的是他对待翻译的态度。草婴在翻译前，先要把原著通读几遍甚至十几遍，还要做成卡片，譬如《战争与和平》有559个人物，他就做559张卡片，把姓名、人物关系、性格特点等写在上面，并同时熟读俄罗斯历史、宗教、政治、军事、风俗等书籍，最后才开始动笔。

    对质量的苛刻，是草婴、董乐山、傅惟慈这代翻译家的共同准则。出版人杨葵在书中回忆了董乐山的一段往事：“商务印书馆当年约他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收到译稿后，编辑部要找人审校。董先生说，愿意审校就审校吧，不过能审校我稿子的人不多。商务还是请人审了，一共只挑出两三处错误，经与董先生讨论发现，还是审校搞错了。”

    现在的年轻翻译在追逐效率的社会环境下，已很难做到像这些老翻译家的认真、较真了，就不难想象翻译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