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翻译家汝龙(二)
汝龙翻译工作照。
汝龙生前工作和生活的小房间。
汝龙生前最后翻译的《罪与罚》。
“文革”之后，汝龙平反昭雪，但全家祖孙三代仍挤在那两间半平房里。巴金看望他们，见汝龙妻子文颖在缝纫机上干翻译，半天说不出话。1982年3月23日，巴金给汝龙写信：“你的房子问题看来一时无法解决。但我还是要讲，有机会就讲，我说过我要为三个人的房子奋斗，第一个是沈从文的；第二个是你的；第三是丽尼夫人的。也许我到死问题还不能解决，那么就让后人来论断吧。”
在巴金的呼吁和中央领导胡乔木的关怀下，1982年秋，汝龙搬家至西便门两所毗邻的两居室单元房。
那是汝龙最幸福的时光。搬来新居后，汝龙第一时间定做了十个书柜，进深比普通书柜厚一倍，一格可同时前后放两排书。他把“文革”抄走后被归还的近两万本中外文书籍给拉回来，把书柜摆得满满当当。此后近十年岁月，这些贴墙而立的大书柜陪伴汝龙度过了几千个寂静冷清的翻译之夜。汝龙还买来两张书桌，在一张书桌上俄文校译《契诃夫文集》，在另一张桌上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中短篇《两个我》等三篇小说。
此时他虽已暮年，但雄心勃发，“心情特别愉快”，打算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并准备写一篇阐述契诃夫作品意义和价值的文章，但健康状况下滑，终至重病缠身而未能实现心愿。
1985年，巴金去西便门的家里看汝龙，汝龙见到巴金惊喜难抑，他对巴金说：“以前我总认为我比你年轻，能比你多活几年，打算把你没有译完的《赫尔岑回忆录》接着译下去。现在看来，我要比你先走一步了。”这是巴金与汝龙的最后一面。
涟漪
“父亲谈起契诃夫来，简直就没个完”
儿子和女儿私底下管父亲叫“苦行僧”，这位一头扎进契诃夫文学世界的翻译家，新中国成立后靠翻译挣得了10多万元的稿费，可他省吃俭用，一辈子没出去旅游过，连下楼散步都觉得是浪费时间，整日待在七楼上，修改、校对契诃夫的译文。至其病重，他对花钱看病吃药都很吝啬。住院时，他总向家属询问医疗费，并暗自叹息：“这点稿费都丢在医院里，太可惜。”
但汝龙并非吝惜金钱，他生前就有遗嘱，要把自己的稿费全部捐献，用于建立一个青年翻译文学基金。
汝龙不仅自己爱翻译，还积极培养后人对翻译的兴趣，给晚辈讲课从不收取任何报酬。余永定就是受其教诲的晚辈之一。上世纪60年代末，余永定因在“文革”初期公开反对林彪，被工厂“内定”为反革命。政治上的压迫反而激发了他学习的热情，便主动找上门请教汝龙。
汝龙爽快地答应了他，此后几乎每个礼拜，余永定都到汝龙家去求教。每次进家门，余永定看见的都是同一幅画面——汝龙在伏案工作。每次他都带来近一百个语法问题，汝龙至少要三个多小时才能回答完。遇见很多抽象的词，汝龙就用打手势和表演的方式来解说——余永定记得那时候在看斯蒂文森的《金银岛》，其中的海盗对话晦涩难懂，汝龙就模仿海盗的声调来朗读，让其体会。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7年，直到1979年他被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
不同的翻译家对待译文风格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汝龙则非常强调情感的作用。他常说“文学就是人学，是研究人的世界观的，是描绘人世间悲欢离合的；文学翻译不仅要耗费脑力，更要耗费感情。你要想感动读者，你自己就要加倍地投入感情，你翻译出的小说才能感人肺腑。”
二女儿汝宜陵和女婿史永利，曾在汝龙指导下，翻译过契诃夫妹妹玛丽雅写的回忆录《我的哥哥契诃夫》。汝龙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查字典，如何通读原文，如何理解作品背景……他谈到，契诃夫的文笔与其妹妹的应有所不同，玛丽雅写哥哥是带着崇敬之心的，契诃夫让妹妹当他的遗嘱执行人，她终身未嫁，两人感情最深……“父亲谈起契诃夫来，简直就没个完”。
汝龙对子女要求严格，最恨不上进。他常对孩子说，契诃夫最痛恨的就是平庸的市侩，碌碌无为地过一辈子，他特别希望孩子们不要受到社会庸俗风气的侵染，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
在汝龙心中，希望四个孩子都能搞翻译，但最终大女儿在离北京200多里的一个小县城当物理老师，小女儿在中学当英语老师，儿子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老师，只有二女儿的工作和翻译“沾点边儿”——在美国俄亥俄大学从事比较文学的教职。儿女们清一色都是教书匠，这不知是归于汝龙自甘清贫的家教，还是一种巧合？
几个孩子都怕他。女儿汝宜京印象里，父亲爱笑，却是个暴脾气的人，对孩子“各种看不上”。儿子汝企和眼中，汝龙这位家庭生活的“指挥官”，在孩子的人生选择中留下极深烙印。他不能忘怀，1977年底，自己已在黑龙江兵团“军垦”了九年，四人帮已粉碎，但他却无机会回北京。家里一直在为其办“困退”（即以家里生活无人照料为由，要求调回插队的孩子）。此时1978年高考消息传来：“老三届”仍可报考。
汝企和这时收到父亲说办理“困退”失败的来信，走投无路的他只剩下考大学一条路回京。他连日苦读，最终考取北师大历史系。回家后才得知，高考前半年，他的“困退”办成了，但汝龙担心他一回北京就无心学习，就隐瞒了这件事。
汝企和事后百感交集。
尾声
那片柔和碧绿的灯光
1990年6月，汝龙病重，但仍坚持在病榻上校对译稿。
在契诃夫逝世后很长时间内，报纸上充斥着“企图贬低契诃夫的世界意义”，“让他的名字和那些黄色刊物扯上关系”（高尔基语）的文章，一些资产阶级文学批评制造出契诃夫是“黄昏的讴歌者”。国外不少“权威”把契诃夫说得消极悲观，但汝龙认为，契诃夫是积极的，热爱美好新生的事物，憎恨庸俗腐朽。汝龙想在论文中驳斥这些看法，但最终仍未写成。直至住院昏迷，他仍喃喃自语，说他和他弟弟在林阴道上散步，他口授，由他弟弟写下来……未能写成一篇研究契诃夫的论文，成为汝龙一生的遗憾。
汝龙的译作深得读者喜爱，“译文语言流畅、通达、艺术地传达了原作的风格，读来耐人寻味，百读不厌”（引自《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冯骥才这样评价：“契诃夫那种感觉——那种悲悯的、轻灵的、忧伤的、精微的感觉只存在于汝龙的字里行间。还有一种俏皮、聪明、绝妙的短句子，也非汝龙不可。感觉的事物只能感觉到，尤其是对于契诃夫这种凭感觉写作的作家，只有能够神会到作家特有的感觉的译者，才能去译，否则一伸手就全乱套。”
当然，亦有专家指出，汝龙的翻译并未百分之百还原契诃夫——经过俄译英和英译中的两次转换，同契诃夫小说的原貌，已有距离。而汝龙晚年对译作亦有反思——他觉得把契诃夫翻译得过于流畅了，契诃夫有很多层次，文风也许应该更“涩”一些。在这个问题上，杨绛先生有言，“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而汝龙的功劳，是介绍了契诃夫。
来源：新京报 日期：2016年6月11日 记者：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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