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翻译《毛泽东选集》值得借鉴的翻译模式
毛泽东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物质载体,其对外翻译和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27年《共产国际》上刊登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自那时起,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毛选》的英译及修订工作一直进行到改革开放前期,历时半个世纪。不论是美共中国局由徐永煐主持的毛泽东著作翻译,还是抗日战争期间对外宣传小组从事的翻译工作,或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宣部等官方机构组织的《毛选》英译,基本上都采用了合作翻译的模式。
官方组织的《毛选》英译活动选取的是经过反复修改和审定的文本,翻译过程也在严格的组织下完成,其组织性、严密性、规格之高、规模之大都是之前的合作翻译活动所无法比拟的。《毛选》的英译本曾经成为非洲大陆的“超级畅销书”,为亚非拉人民了解毛泽东思想并借鉴中国革命的斗争经验提供了有力的文本支撑。《毛选》英译是党和政府主动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的伟大尝试,其有效的合作翻译模式值得当代翻译工作者不断研究与借鉴。
官方组织 保证质量
自1950年开始的《毛选》英译工作工程浩大,前后历时20多年。前期从1950—1953年,由中宣部英译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宣部英译室)组织《毛选》前三卷英译工作,此英译本后经英国劳伦斯公司出版发行;后期由中共中央联络部成立的《毛选》翻译室组织领导,工作包括前三卷修订以及第四卷的英译发行。所有翻译工作由中央直接领导,一些指导性的方针政策、工作计划、翻译工作细则都通过官方审批,后由各部门具体贯彻执行。
有了中央授权,《毛选》英译机构能从全国各机关单位挑选双语精英。《毛选》英译机构在召集大批翻译人才后,于统一地点进行办公,定期进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分阶段总结工作经验,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召开讨论会议,保证了翻译工作的有序开展以及对英译本质量的严格把控。《毛选》合作翻译在官方领导下由翻译组、定稿组和助手组三个小组具体开展,各组的具体分工、工作计划、日程安排都有明确指示。各组分工明确,浩大的翻译工作流程清晰,工作步骤缜密严谨,从而省去了职责不清的麻烦,提高了工作效率。根据李敦白回忆,他们当时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中间休息一次,七点晚餐,他的工作是对翻译初稿进行纠正和改进。《关于〈毛选〉第三卷英译稿的一些情况》中归纳总结了对1957—1959年《毛选》英译本修改稿的三次校改,第一道校改的重点是彻底消灭政治性错误;第二道校改的重点是译文要高度忠实,文字上分寸贴切;第三道校改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译文质量,力求术语准确,文字通顺。这样各组在明确自己的分工之后,又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工作要求和各阶段甚至每日的工作目标,从而使《毛选》英译工作按部就班、保质保量地完成。
有效沟通 化解分歧
在翻译组、定稿组和助手组当中,首先由翻译组的两个译员组成二人小组进行翻译初校,然后送定稿组校改,成为二校旧稿,经过助手核对之后,二校旧稿再交由二人小组修改,接着由定稿组核夺,成为核证二校旧稿,这一稿经顾问修改后再次由定稿组核夺,成为旧稿暂定稿,随后送中央审查,之后返回定稿组核夺,最终成为旧稿审定稿,共计9道工序。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各组人员注重沟通、合作与交流,几乎每一道程序都是由多人共同实施,各道工序之间紧密联系,形成了良好的对话与协商机制。
译者们用不同颜色和字体在文稿上书写修改意见,实现相互之间的交流互动。然而在最终版本产生之前,往往会产生一些大的意见分歧,因此还要经过互动甚至交锋的讨论环节。这时往往采取“圆桌会议”的讨论方式,即定稿组成员一起围坐在长桌前商讨译文中的问题。译者们往往各持自见争执不下,比如翻译“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这句歇后语时,大多数译者主张用slut来译“懒婆娘”,而美国学者李敦白则坚持用slattern这个词。他认为,slut在美国有“娼妓”或“荡妇”的意思,不符合毛泽东的原意。牛津字典的解释对坚持slut的人有利,但是韦氏大词典却支持李敦白的观点,大家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从最终出版的外文社版译文来看,李敦白的意见得到了采纳。译者间的定期讨论可以让他们及时了解其他译者的工作情况并化解分歧,并且能快速统一翻译策略和语言习惯上的差异。尊重文本 适度变通
《毛选》英译的另一大特征就是原作者即毛泽东本人对翻译活动的高度参与。在秘书田家英等人以及英译部门负责人如胡乔木、伍修权的协助下,毛泽东不仅左右着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甚至偶尔还亲自决定译文的最终形态。这既是《毛选》合作翻译相较其他集体翻译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翻译工作效率相对低下。一方面,作者对翻译活动的参与保证了译者和作者之间你来我往式的互动,不存在因年代久远,不同译者对原文意思的理解产生分歧或对最终译本争执不下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毛选》特殊的政治地位,源语文本的权威不容动摇,《毛选》译者们都必须对原文本绝对忠诚,然后才能凭借自身的语言水平和翻译技巧最大程度地适应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让译文符合译入语语言规范。
在一定程度上讲,翻译是一个译者之间协商的过程。译者在翻译方案的呈现、选择和落定等各个环节中,进行着不同程度的“较量”和“角逐”,在协商中找到“解决之道”。一旦在翻译中出现大的分歧就需要上报主席办公室,由毛泽东本人亲自裁决。比如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文中首次使用了“纸老虎”的说法,并在会见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担任翻译的陆定一开始翻译为scarecrow(稻草人),但是毛泽东认为这个翻译不妥,还是直译的“paper tiger”更符合其本意,于是之后在《毛选》英译本中就采取了这个译法。对于“本本主义”这个词,定稿讨论时有人提出创造一个新词Bookism,但也有人表示不同看法,提出了Book Worship的翻译方法。在双方互陈理由并且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毛泽东本人亲自决定了Book Worship这个用法,并且在《毛选》英译本中一直沿用。
《毛选》英译历时近30年,是一大批专家学者组成的精英团队日以继夜、精益求精、呕心沥血的成果,相关经验对当今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方面,我们要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了解译入语文化和读者意识,对接目标读者的 “期待视野”;另一方面,要借鉴《毛选》合作翻译的成功经验,加强对翻译项目的管理,注重翻译人才的培养,制定行业规范,更好地服务 “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完善合作翻译模式,汇集多方智慧,做好初译、改稿、核稿等工作的有序分工,提高翻译效率;建立作者、中外译者、赞助方等之间的交流沟通机制,重视审校环节的互动讨论,及时扫除翻译中的障碍。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 张生祥 徐夏莹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翻译馆) 日期：2016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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