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中国翻译史上的丰碑
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法语教育家、翻译家，同时也是法国象征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旗手，梁宗岱的翻译与文论为众多译家推崇备至，被视为一位高山仰止的大家。在各种中文译本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梁宗岱的译本被视为典范之作，被收入各个版本的《莎士比亚文集》。诗人余光中曾评价：“梁氏译文对原文体会深入，诠释委婉，所入颇深，所出也颇纯。”近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八卷本精装版《梁宗岱译集》，备受学界和读者瞩目。此次出版的《梁宗岱译集》收录了梁宗岱一生所有翻译作品，全面而丰富地向读者和研究者呈现梁译经典作品。
《梁宗岱译集》
【德】歌德、 【英】莎士比亚、 【法】蒙田、 【奥】里尔克、 【法】罗曼·罗兰 等著
梁宗岱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
“他只一刻是我的荣耀，下界的乌云已把他和我遮隔。我的爱却并不因此把他鄙贱，天上的太阳有瑕疵，何况人间！”这是闪耀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的对生与爱的咏叹调，而将莎翁的华萃诗句引至中国的，正是一位像拜伦那般有着激荡的一生的诗人、文学翻译家梁宗岱。很多人都称其将诗人的传奇人生演绎到极致，在这个并非尽善尽美的人间世，梁宗岱终究不负生之荣耀，追求率性真实的人生和“为人生的艺术”，以其毕生的精力，向永恒的真与美靠近。
诗文交错，认识人生的角落
梁宗岱的译文，以诗情诗意见长，其译作以诗歌为主，为数不多的评论和小说，也侧重“诗文交错”。《梁宗岱译集》共计8本，包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浮士德》《蒙田试笔》，里尔克的《罗丹论》，罗曼·罗兰的《歌德与贝多芬》，以及《梁宗岱早期著译》《交错集》和《一切的峰顶》。
其中，《梁宗岱早期著译》 收入梁宗岱自1919年到1931的作品。1919年，他16岁，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新诗，少年得志，还是高中生的他接受沈雁冰和郑振铎的邀请加入文学研究会，出版诗集《晚祷》，搭上“新月派”的末班车。1931年，他从欧洲游学归来，因胡适招揽，28岁的他主持北京大学法语系。这11年覆盖了梁宗岱的文学活动从起步到蜕变成熟的过程。他的写作经历文言文、早期白话文、新诗和翻译，伴随着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字里行间留有历史的印痕，看得到语言和表达的变迁，在文学价值之外，也有文献价值。
此外，收入梁宗岱早期著译中的，还有他和瓦莱里、罗曼·罗兰等大师级作家的通信。当年他回中国后，仍和这些大作家保持书信往来，可惜海外来鸿全部毁于动乱，幸而他给瓦莱里的17封信、给罗曼·罗兰的7封信，手稿全部从海外收集回来，一并收录罗曼·罗兰的4段日记，记录了他与梁宗岱的通信和两次见面长谈的细节。以上文献都是首次在国内出版，有无可代替的历史价值，也让人更详尽地探索他的文学实践轨迹。他受罗曼·罗兰影响极深，18岁时读 《约翰·克里斯多夫》，抱书痛哭，他在书里听到类似感召的声音：“一个人活着并非为了快乐。活着是为了完成自我的律法。无论受苦还是死去，唯一所应该做的是成为一个 人 。”罗曼·罗兰文字中生生不息的韵律感，以及他以人性为本、浪漫主义的创作观念，深刻地塑造梁宗岱后来的创作，他视对方为精神上的教父，在巴黎时，他们深入地聊过歌德的诗和贝多芬的音乐，罗曼·罗兰也是为此特别授意梁宗岱把《歌德与贝多芬》译成中文。
因为生活中的动荡，梁宗岱译《浮士德》，只译了半本。他的《蒙田试笔》，也只是蒙田散文中有限的几则。即便这样，很多文学爱好者觉得他的这些不全的译本，更得原作精髓。究其根本，在于他的译笔里流淌着诗的灵魂。他的创作，不仅是语言之间的摆渡，更强调跨越文化的诗意通感。在他的翻译生涯中，诗是首位的。他只翻译过一本小说集，就是《交错集》，而他所选择的里尔克、霍夫曼、泰戈尔等人的小说和戏剧，其中的主宰精神还是诗。他在《交错集》初版的题记里写道：“这些作品有一个共通点，它们的内容，非一般小说或戏剧所描写的现实；它们的表现，非纯粹的散文或韵文；换句话说，它们多少是属于那诗文交错的境域，帮助读者认识人生的某些角落。”
翻译和创作构成了语言的光荣
作为中国“傅雷翻译出版奖”的评委会主席，董强从梁宗岱身上看到了中国当下翻译的一个难题，他称之为所谓“圣书情结”。“由于梁宗岱一直跟圣殿里的人物打交道，所以他的翻译是一种典型的圣书翻译，他的书都是神圣的书，而我们现在在21世纪遇到的问题是我们几乎很少有圣书还可以翻译。”董强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翻译家的地位建立在圣书时代，他们带来了西方最伟大的东西，傅雷带来了巴尔扎克，梁宗岱带来了《浮士德》，带来了莎士比亚著名的作品，而现在的翻译地位之所以这么低，因为他们不再是一个神圣东西的代言人了。
在后现代的全球化的社会，文化在混合，但语言其实变成了更大的问题，问题体现在它的世俗化。社交网络、美国大选，这些也需要翻译，但如果天天翻译这些，能够看做是翻译家吗？董强认为，在新的社会里，表面上的圣书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不重新思考翻译这个行为和翻译家的地位，翻译家可能变成一个简单的机械工作。但翻译行为依然可以是非常高级、非常重要的行为。“梁宗岱的一生跌宕起伏，但翻译在他的人生中一直起到核心的作用，他一直能够保持一种极其敏锐的东西，一直给中国的创作界带来很多精神食粮，不管是在什么时代都有一些超前性。”董强从梁宗岱身上看到了翻译的意义。
诗人、诗歌评论家、翻译家王家新也同样感慨于当今翻译在中国地位的低下，他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无形中的“原作中心论”：翻译好了归功原作，翻译不好马上就是译者的问题，所以翻译有些吃力不讨好。梁宗岱的译文把翻译提升到自身的价值标准，是创作不能替代的一个领域，是独立的一种艺术，梁宗岱的翻译本身就是中国新诗最精华的一部分。“我们中国的观念太旧，认为翻译和创作是两回事，完全把翻译当做一种工具式的理解。庞德翻译的中国古典诗，就收录到了美国现代诗选中，是美国现代诗学开端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还没达到这种程度。但实际上梁宗岱、戴望舒、穆旦、冯至，他们的翻译是新诗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他们的翻译和他们的创作一起构成了语言的光荣。”
所以对于翻译优劣的标准，从梁宗岱身上也可以得到启示。对于梁宗岱的翻译，总有人认为他的缺陷在于过分的夸张。陈太胜说，就像庞德翻译中文诗一样，庞德根本不懂汉语，但很大程度上他是要在英语的世界里创造一种新诗，在汉语里也一样，翻译是把自己的文化创造放进去。“一些研究者可能还停留在一句话的翻译是对和错，明显的错误确实是不可原谅的，但是在格律上、句式上，特别是用汉语表达出来的顺畅上，译者本人，特别是诗人，他创造性的余地很大，这恰恰凸显了梁宗岱这样的译者的重要性。这种翻译有时不是合适不合适的问题，而是他自身的一种创造性，与写作一样的一种创造性。”
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
据了解，梁宗岱精通英法德等多门外语，结缘世界文学大师瓦莱里和罗曼·罗兰，相交文化名人徐志摩、朱光潜、巴金、胡适等，谱写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其一生跌宕传奇，曾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高校执教，后随院系调整到广州外国语学院，任法语教授。
“他前半生是以诗歌为核心，一直在熊熊燃烧。我认为梁宗岱不是一个一般的诗人，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带有那种气象和功力。”谈及梁宗岱的翻译成就，王家新认为，像梁宗岱这样的人物在中国百年新诗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虽然后来他没有达到那种预期的成就，但有其历史原因。
王家新表示，中国很多新诗语言的成熟得益于像梁宗岱这样的诗人翻译家。他特别指出，以1936年卞之琳《西窗集》和梁宗岱《一切的峰顶》的出版为标志，可视作中国新诗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这两本译诗集的出版，真正把诗歌翻译提升到一个更专业的水准，使诗歌成为一种有自身尊严、自身标准和自身追求的艺术。
在翻译家、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傅雷翻译出版奖”评委会主席董强看来，梁宗岱站在一个非常高的点上，这个高点使他可以建立起一个自己的文学或者诗歌的圣坛。“他就在几个民族当中找到一些最伟大的诗人，然后在这些最伟大的诗人里找到一种共性，而这种共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称之为象征主义。也就是说，他从德国找到歌德，从法国找到瓦莱里，从英国找到莎士比亚，在中国找到屈原，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这种阅读方式是非常独特的。”董强认为，在梁宗岱的世界里，莎士比亚、歌德、瓦莱里、屈原等都站在同一个圣坛，而梁宗岱就在这个圣坛前跟他们对话。
梁宗岱大事年表
梁宗岱（1903-1983），祖籍广东新会，1903年农历7月14日生于广西百色。
1916年：考入广州东山培正中学。
1923年秋：接受岭南大学奖学金，入岭大英语系就读。
1925年：赴法国留学。在《欧洲》、《欧洲评论》上发表法文诗歌若干。
1926年：结识象征派诗歌大师保罗·瓦雷里，后将瓦雷里的长诗《水仙辞》译为中文，上海中华书局于1930年出版了梁译的《水仙辞》单行本。
1929年：结识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罗曼·罗兰，在罗兰的鼓励下将陶渊明的十多首诗译为法文，发表于《欧洲》。
1930年：9月19日，接受国联附属机构“为争取和平的宗教和道德”大会的邀请，发表题为“裁军的道德问题”的演讲，并参加国联会议。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接受北大的聘请，回国执教。时任北大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兼任清华大学讲师。
1934年：辞去北大教职，与女作家沉樱结婚，一同东渡日本。
1935年：回国，受聘为南开大学英文系教授。
1956年：被中山大学聘为教授。
1983年：11月6日8时40分逝于广州，享年80岁。
来源：江西日报 日期：2016年11月11日 作者：宸 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