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羽：文学翻译忌讳“字典搬家”
臧传真教授是南开大学著名学者、资深翻译家。他对俄罗斯文学、英国文学研究有素，撰写过许多见解独到、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主编过《苏联文学史》，翻译过多部俄国小说，译笔严谨，为学界敬重与称道。俄罗斯著名作家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盲音乐家》的中文译本即出自他的手笔。这部译著自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已多次再版，在文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叶的俄国作家当中，臧传真教授最喜爱的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柯罗连科、布宁和高尔基。除了柯罗连科的中短篇小说集《盲音乐家》《没有舌头》，他还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屠格涅夫的《三幅画像》《春潮》《父与子》《猎人笔记》，此外，他还选译了上述几位作家的短篇爱情小说，以《幸福》为书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臧先生所钟爱的这几位作家语言风格相近：简洁、朴素、清新、典雅，作品题材贴近大自然，表现人生际遇，富有人道主义情怀。臧先生秉性儒雅、文笔洗练，选择这几位作家完全合乎情理与逻辑。
有一次我向臧先生讨教，请他谈谈文学翻译的方法和体会。先生沉思片刻，然后对我说：“译文学作品，最难的是译出风格。为了把握原作的总体风格，必须反复通读原作，仔细揣摩人物情感、文化背景、民族习俗、语言特色与修辞手法。只有吃透原作，才能原汁原味地再现原作的氛围、情境、意蕴与格调。文学翻译忌讳逐字逐句地死译，忌讳‘字典搬家’。要知道，词在字典里是死的，词在句子里却是活的。单凭查字典生搬硬套肯定译不好。翻译文学作品应以句段为单位，反复琢磨，融会贯通以后再落笔，增删词语，调整语序，实在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谈到作品的语言时，先生说：“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作家的叙述语言，作家讲故事，描写风景与环境，都使用这种语言。这种叙述性的语言贯穿始终，风格大体上一致，要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与把握。另一种语言是人物语言，这种语言，由于说话人的身份、修养、文化程度不同而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有的优雅，有的粗俗，有的流畅，有的啰唆。翻译家应该做到当俗则俗，当雅则雅，这里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一律追求达和雅有悖于小说语言的真实状况。”
我觉得臧先生的真知灼见应该写进我们的文学翻译教材。臧先生不仅精通俄语、英语，古文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这样，他在翻译时就多了一层参照，也多了一种表达手段。比如书中遇到有关契约、文书或信函一类文字，用流畅的古汉语译出来，无形中增加了历史感和书卷色彩。
有一次，我和先生还谈到了文学作品重译的问题，先生说译本具有“阶段性”，这一观点对我颇有启发。先生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第一部译本带有首创性，是最难的，即便存在一些缺陷，但功不可没。后来的译本能参考先前的译本，因而应当译得更好。他说自己的译本同样具有“阶段性”，他希望将来出现更完美的译本，他的译本便算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而可以淡出或隐退。先生的见解表现了一位智慧长者的豁达与从容。
五十多年前，我们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学习，臧先生为我们上课，我们全班同学都听得入迷。同学们相互传阅他译的《盲音乐家》，大家都为有著名翻译家做我们的老师而感到荣幸和自豪。我非常幸运地留校当了教师，仍然做臧先生的学生。正是在先生的指点和扶植下，我出版了自己的译著。臧先生已年过九旬，依然在读书，翻译，把一本又一本外国文学名著奉献给读者。这种精神让我敬佩，也激励我认真从事翻译，不辜负先生的期望。
来源：今晚报 日期：2017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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