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做翻译，是一种什么体验？
上个月，原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出了一本新书《吴建民谈外交》。南方周末记者看过书之后，发现里面的许多内容很精彩。
比如吴建民讲到，他在许多中央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身边做翻译，就披露出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很多细节。经过出版社授权，南方周末记者今天摘取书中的部分内容，带你看看在领导人身边做翻译，到底是一种什么体验。
毛泽东主席身材魁梧，脸色很好
1959年我从北外法文班毕业，外交部从我们这期毕业生中挑选了几个人送进外交部的高级翻译班。
因为周恩来总理感觉新中国的好翻译太少，过去的那批好翻译年龄慢慢大了起来，就主张要培养年轻人，于是有了这个翻译班。进到里头的，不光有外国语学院的，还有来自北京大学等其他院校的应届毕业生。翻译班分英语和法语，每个班也就五六个人。老师是花钱从国外聘请的，由于面对的学生少，所以老师能教得很细，学生的学习效率也高。
1965年8月，我被安排到外交部翻译室，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很快我就接到通知：为中共中央最高领袖毛泽东做翻译。
那是1965年10月22日，毛主席接见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总统马桑巴–代巴的夫人。此前一年中国与刚果（布）建交，中国一直在财力物力上对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两国友好往来频繁。
马桑巴–代巴夫人到中国后，受到毛主席的接见。那天，我陪外宾从钓鱼台来到中南海，进的是新华门。那时我还年轻，只有26岁，又是第一次给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最高领袖当翻译，内心一个劲儿地念叨：不要太激动，要镇静，要好好翻译。但当毛主席出现在会见厅时，我还是感觉很激动、紧张，心怦怦直跳。
好在我在布达佩斯时有过不少在国际会议上做翻译的历练，而且这次会面是礼节性的，内容不太多，难度也不大，我的现场表现还行。我记得毛泽东主席身材魁梧，脸色很好，他说话时湖南口音很重，但我基本上听懂了。
后来，我又间或给毛主席做了几次翻译。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问我：“你姓什么啊？”我说我姓吴。毛主席说：“姓吴？”我说：“口天吴。”“你这个国家早亡了，”毛主席哈哈一笑，“吴国嘛！”
和周总理在一起，有些人经常会感到紧张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兼任了很长时间的外交部长，他非常懂外交，是我们中国当代外交之父。1965~1971年间，我曾若干次在周总理接待外宾的场合担任翻译工作，有过不少接触。周总理尊重对方、平等待人的观念和态度让人印象深刻。他曾经说过：“你要别人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别人。尊重是相互的。”话不长，讲得多好啊！
外宾来的时候，总理会到门口迎接；外宾走的时候，他又一直送到门口。这个门口有的时候不是会见厅的门口，而是人民大会堂的门口。
周总理会见外宾的衣服就那么几套，但从来都是干净整洁的。有几次，我们到了接见外宾的现场，明明看见总理也来了，眨眼间又不见了。原来总理到旁边的小屋子里刮胡子去了。这样稍微整理一番，再出来时整个人就更精神了。
我第一次给周恩来总理当翻译，是会见非洲一个国家的代表团。外宾还没有来，也许是为了让我能放松一些，总理主动问道：“你是什么地方人？”听我回答说是南京人，总理说：“哎哟，又是江浙一带的人。”因为外交部里的干部祖籍江浙一带的比较多。
我回家跟施燕华说起这事，她说第一次为周恩来总理做翻译时，总理也问过她是什么地方人，听她回答祖籍浙江后，周总理也说了一句“外交部江浙人真不少”。
和周总理在一起，有些人经常会感到紧张，因为他有时会突然提一些问题。一次，他突然问：“诺曼底登陆是哪月哪号啊？”当时在座的人都答不出准确日子。周总理问我，我也答不上来。当时礼宾司副司长韩叙也在场，立即打电话去问，随之得到答案：“是1944年6月6日。”周总理立刻表扬了他，说：“韩叙就这点好，他能勤问。不知道的就要问。”
很多人在屋子里聊天，周总理一走进来，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周总理从不强加于人，而且非常讨厌大国沙文主义，发现国内的同志稍有此种倾向，就会立即指出。
比如，我们去非洲，有的同事嫌脏，不吃那里的东西。总理知道了就狠狠批评：人家能吃，你为什么不能吃？再比如，与外国人会面，礼宾司的同志来通报，说我们中方的人都到齐了，是不是叫外宾哪？总理一听，眼睛马上就瞪起来了：“什么叫，请！”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一字之差，大有文章，我是后来才慢慢懂得的。总理尊重人家，特别是小国，所以他在全世界受到尊重不是偶然的。
我最难忘的一次是在1968年10月，周总理会见刚果（布）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谈中为周总理做翻译，也是翻译时间最长的一次，从晚上11点一直翻到第二天凌晨5点，整整6个小时。
谈话结束后，周总理像往常一样把客人送到人民大会堂门口。门一开，一阵晨风吹来，我感到丝丝凉意。那一晚一翻译就是6个小时，很辛苦，但我完全被周总理深邃的见解和有说服力的言谈所感染，竟然越翻译越精神，中间一次厕所也没上，一直翻译了下来。送走外宾后，周总理依然不知疲倦、神采奕奕，还在电梯里亲切地夸奖我：“这么长时间，你辛苦了！你这个人很精干！”
邓小平这个人很有个性，他的思路和一般人不一样
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召开，这是联合国成立29年来第一次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反对发达国家的剥削掠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毛泽东亲点邓小平率团出席，并在联大发言。
此前一年邓小平刚刚复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到联合国的那些日子，就下榻在林肯汽车旅馆改造的中国代表团住地，住在第十层。我每天早晨都有晨练的习惯，发现邓小平喜欢早晨起床后散步。因为不能随便外出，他便在楼道里来来回回地走。
有一次中国代表团请来参加大会的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吃午饭，我当翻译。餐桌上，我觉得邓小平的言谈很风趣。饭吃到最后，邓小平对阿尔巴尼亚人说：“今天的饭菜怎么样？没有虐待你们吧？”阿外长马上说：“没有，没有，非常好。”我当时有点愣，不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要这么说。过了很多年以后，我了解了更多中阿关系的情况，这才知道，当时两国关系已经出现一些裂痕，对中国不能满足其无限制的援助要求，阿领导人已经开始抱怨。
邓小平在联合国时主持开过几次会，我只参加过一两次，一个很深的印象是邓小平主持开会效率很高。有什么主要情况大家讲一讲，他不喜欢听车轱辘话，不喜欢拖泥带水。会开到一定时候，邓小平就说：“好，今天就这样吧！”
特别联大会议前后开了三周，邓小平在纽约只停留了一周多，日程排得很满，先后与四五十位外长会面晤谈。4月13日是个星期六，没有会，大家征求邓小平的意见，到纽约的什么地方看看？邓小平脱口而出：“去华尔街。”“周末的华尔街没有人啊。”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美国通”唐明照提醒道。“没有人也可以看看嘛。”小平说。
当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眼里，“华尔街”可以说是最反动的金融寡头大本营，是罪恶之源的代名词。第一次到美国，仅有这么一次观光机会，邓小平却执意要去看华尔街，这让当时中国代表团的人都感到愕然。
后来我听陪同邓小平去华尔街的人说，在观看过程中，邓小平的话不多，但在当时，像“一定要出去看看，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美国这个国家历史不长，对它的发展我们要好好研究”这样的话，从其他领导人那里是不会听到的。这让我觉得邓小平这个人很有个性，他的思路和一般人不一样。
来源：南方报业网-南方周末 日期：2015年12月31日 编辑：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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