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为主宾国的2012年伦敦国际书展的大幕于4月16日拉开，由中国的国家领导人、181家出版单位、500多名出版业界领袖、300余场文艺演出展览活动和10000多种图书组成的宏大阵容，在这世界著名的伦敦书展上生成一股强劲的中国文化旋风，并预示出一个中国文化全面走向世界的时代正在到来。
    在这中国书籍文化荟萃伦敦的时刻，我不由得想起伟大的《红楼梦》，以及使之得以在西方世界展现风采的英国翻译家大卫·霍克斯。
《红楼梦》是一部凝聚了中国文明精髓的辉煌经典，是迄今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某种最高的文学表现。它以中国清代康、乾时期的一个宗族深院里发生的那些风花雪月的故事为基线，以百科全书般恢弘的社会视角，深刻、精微、完美地展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面貌，并通过作品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那跨越时空的巨大张力，宣示出中国文化艺术情感中那些深邃和永恒的感悟和体验。
  在构成十九世纪文学基调的现实主义的意义上，《红楼梦》的光彩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超前绽放。它在全球文学史中的地位堪比但丁的《神曲》和莎士比亚戏剧，它连接着人类文化精神的伟大意义和潜在品质，至今仍处在不断被发掘和增添的过程之中。
《红楼梦》在西方的传播与英国有特殊的关联，1830年第一个翻译了《红楼梦》第三回片段的西方人就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约翰·弗朗塞思·戴维斯。此后的180多年间，虽然从节选到通译的各种版本不断增多，但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英文译著就出自大卫·霍克斯。
    大卫·霍克斯1923年7月6日生在英国东伦敦，1942年赴牛津大学基督教院攻读古典拉丁文。在战争期间，他学习东方语言的天分很快显现出来，并成为教授情报人员如何破译日本军事电码的教官。他于1945年重返牛津大学转至中文系，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该系唯一的学生。系内的老师也只有一位，即提议在大学设立中文学位的前传教士休斯。在这里，霍克斯从同学手中第一次见到了中文本的《红楼梦》。
   1948年，26岁的霍克斯被胡适任校长的北平大学中文系录取为研究生，俞平伯，罗常培等著名学者都曾是他的老师。当时被围困的北平解放在即，由于水电匮乏，霍克斯与同学们挖井取水；遇到断电，大家就把桌子搬到走廊里玩游戏或讲故事，对这位迷恋中国文化的英国青年来说，这该是绝好的语言训练。
   霍克斯清楚记得1949年10月1日亲身经历新中国开国大典时的情景：在沸腾的广场前，每一列队伍在经过天安门时都高喊“毛主席万岁”，而毛主席则回应“同志们万岁”。在霍克斯的回忆中，当他所在的大学生队伍喊出口号后，毛主席与众不同的回应是“同学们万岁”；但据他的那些同学们说，听到的仍是“同志”而非“同学”；或许是这位破译日文电码的年轻教官的中文听力还有待提升。
    随后，霍克斯女友也到了中国，两人计划在这里成家。经过与新政权的派出所不太轻松的交涉，这对英国年轻人终于在北京登记结婚。
    1951年，正当霍克斯夫妇享受着这种具有波斯米亚色彩的东方旅行生活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在东西方冷战的特殊气氛中，霍克斯夫妇“被强烈地建议”返回英国。
   霍克斯回到牛津，在中文系担任中文讲师，并有幸结识了另一位中文讲师——中国著名的红学家吴世昌，后者成为开启霍克斯红学之路的一股关键动力。1959年，基于他的博士论文，36岁的霍克斯发表了《楚辞》英文版。同年，他成为牛津大学中文系教授，并被选为系主任。他在任职的十多年中颇有建树，既强化了经典研究，也兼顾了当代。他特有的那种严谨、大胆、百科全书般的博览和表达上的人性化等治学风格，迅速为霍克斯赢得巨大的国际声誉。
  　 1970年，通过与著名的企鹅出版社合作，霍克斯全面启动了《红楼梦》120回的翻译工程。他清醒地看到：《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的某种最高经典，在西方世界没有全本译文是中西文明交流中的一个基础性历史缺失。为此，他在1971年辞去牛津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教职（他的离去引起国际汉学界的巨大震动，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位汉学家为了翻译中国文化而辞职回家），并在1973至1983年间成为牛津大学All Souls学院的研究员，以便有更好的条件来完成这一历史大任。
   紧张、漫长和充满创作激情的十年过去了，霍克斯了结束了《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翻译；而后的四十回，由霍克斯的女婿汉学家闵福德最后完成。由此，西方世界第一部高质量的全本《红楼梦》诞生了。
  霍克斯的英文版《红楼梦》，在西方世界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来自于他以下几个一般翻译家很难兼有的优势和特点：
  （1）霍克斯本人是牛津大学世界知名的汉学大师，对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底蕴有着极其精深的造诣和功力。这从他翻译的《楚辞》和一些唐诗就可以看出来。
  （2）霍克斯本人是红学大师，在红学的研究领域颇为深入。
  （3）霍克斯对《红楼梦》有一种发自心底的钟情和热爱，并几乎将其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某种最高表现。他曾在1973年这样写道：“如果我能向读者传递出这部中国小说曾给予我的快乐，哪怕只传递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我就没有白活。”
  （4）他对语言、尤其是英语这一自己的母语有精深的洞悉和诗意的表达能力，这一点非常难得。他的《红楼梦》被泰晤士报教育增刊誉为是“我们这个时代英文翻译的最佳范例……为中文小说翻译设立了一个全新的标准”，该文还赞扬霍克斯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中文翻译家之一”。
  （5）霍克斯本人的性情与《红楼梦》小说的情感基调和曹雪芹本人或有某种气质上的相通，正像某位评论家说的：“霍克斯的生活和工作被一种强烈的忧郁气质激发和涵盖着”。他对《红楼梦》的作者内心的洞察似乎有一种心有灵犀般的直觉感应，正如他评价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用尽他一生的心血孜孜矻矻反复写就的”。
   正是这些很难在一个人身上汇集的诸多特点成就了霍克斯版的《红楼梦》，而能兼具这些品格的人才如此罕见正是我们珍视霍克斯和他的《红楼梦》译本的原因。
   退休之后，霍克斯与其妻子在威尔士住了几年，后又回到牛津。其间，他修改了《楚歌》，还翻译了元代的戏剧《柳毅传书》。
  　 2009年7月31日，大卫·霍克斯病逝。他一生最闪亮之处，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第一次翻译出在西方世界可读性极强的《红楼梦》英文全译本。我们仅从中国大使曾在一次赴圣·詹姆斯宫的外事活动中将霍克斯的作品赠送给女王这一点就能体会到这部译书的分量。
   霍克斯将因他对《红楼梦》的精湛翻译而为历史所记住。他的成就不只在“翻译”，更在“创作”。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红楼梦》里中国文化的内涵和魅力是不可能被完全翻译的，隐匿在中英两种文字形式后面的那些体现着两种文化和文明深层的思想、韵味和意境，也是不可能做到等位和完美对应的。因而，翻译就是一种再创造。
    在霍克斯翻译中，不仅有中国文化的那些大美的原质，也有英国文化的某种等类和难于言传的绝妙对应。在这个意义上，霍克斯的《红楼梦》是中国的，也是英国和英语世界的。他的译本超越了那种纯粹中国文化的界限，展示了《红楼梦》能作为一个世界文学杰作的真正本质。
   当然，对《红楼梦》的研究翻译，正像对任何事物一样，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虽然霍克斯的译作可能是西方迄今最好的一部，但这绝不会是最后的成果。就红学来说，应如莎士比亚研究中被反复引用的思想一样，那是：说不尽的《红楼梦》，译不完的《红楼梦》……
   今日我们回顾《红楼梦》在西方的传播，仍会注意那众多译本中已看到或没看到的遗憾。当“袭人”被译成“攻击男人”，当“黛玉”化作在西式语境中具有“放荡女人”意味的“黑玉”，当“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被译成“贾宝玉如何首次了解到穿过云和雨的感情”，这一字一念之差，便几乎无心地轻慢甚至玩笑化了经典的崇高和神圣。而即便在我们尊敬的霍克斯的翻译中，也存在为求语境的对等而将中国的儒释道三家东方宗教和信仰转译为基督教之误。除却译本问题之外，《红楼梦》在西方的读者群中仍囿于学者或汉学知识圈的有限范围，它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没有像莎士比亚戏剧和《红与黑》等在中国读者中传播得那样广泛。
  《红楼梦》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它在世界上传播的现状应当是一面镜子，在某种程度上映照出了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现实地位。当我们今天鼓起勇气欲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应当对此有所深思和正视。
   我们应当看到：中西方各自的文明都有久远的历史积淀，但双方文化在世界上相遇的时间并不长。当一个英国人第一次将《红楼梦》的片段变成英文字母之时，进入工业革命黄金时代的英国才刚刚叩响中国的大门。一个怵目的历史事实是：中国文明是在自身的低谷阶段和正处于高峰期的西方文明相遇的，而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传播也正是在这种国家实力不对等的历史时空中进行的。
   特定的历史时空产生了西方特定的历史观和文化优越感，中西双方在历史上有限接触中的想象或误解更常常左右着中国在西方眼中的印象，这印象因此是朦胧和变幻的：其中有马可波罗的那些引发财富欲火的美丽描述，有成吉思汗蒙古骑兵掠过欧亚大陆留下的忐忑和惊梦，有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臆想的“黄祸图”，有赫尔曼·凯瑟林伯爵的田园印象，有英国作家萨克斯·洛莫尔造出的 “傅满洲博士”（一个风靡西方的冷漠、麻木、诡异的典型中国人形象），有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表示“对中国敬仰”的西方女作家赛珍珠笔下的王龙夫妇，有红星的照耀，有冷战后铁幕的遥远、神秘和冷峻，有因中国人人穿着蓝色服装而被命名的“蓝蚂蚁”时代，有绿色和红色海洋的文化大革命，有伦布萨《大墙之内》的阴影，有吉斯道与伍洁芳的《中国觉醒了》——那隐约连带着的拿破仑中国睡狮的名言和现代经济的奇迹，似乎透射出某种不安的威慑……
   总之，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印象在许多不同的端点上摇摆，既像伦敦夫妇曾在《世界观察》杂志上说的：“西方的中国研究患上了’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的’精神分裂症”；也如西方诗人艾略特所言：“中国是一面镜子，你只能看到镜中的自己，永远也看不到镜子的另一面——中国。”
   当看到这些大的历史和现实图景的时候，我们才能体会到霍克斯是在什么样的时空情境下完成了他的英译《红楼梦》，我们才能从心底生出对霍克斯和李约瑟们的敬重，才能理解为什么《红楼梦》这个中国文化的经典在西方的传播还很有限，才能明白为什么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并不像游船靠岸时人们相互挥手那么温情和惬意。
   深谙了文化传播领域中那些特殊年代形成的思维定势及其巨大的历史惯性，我们才能懂得中国参加国际书展的真正意义，才能体会肩上担子的分量、事业的光荣和历史责任感的重大，才能懂得东西方文明的和谐对话和磨合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完成，才能看到文化的交流需要时间、努力、热诚、倾听、尊重、耐心、坚持、激情、智慧和宽容。
   在近两千年里，中国文明曾为世界贡献了纸和印刷术，而这两项发明对人类最伟大的意义就是文化和书籍的传播。
   在伦敦2012年国际书展的大舞台上，我仿佛看到：在和平发展的旗帜下，中国正重新焕发着昔日文明的创造力，以古老而又清新的文化风采和面貌在拥抱世界……

      来源：网络 作者：黎丽（旅英专栏作家、艺术家、自由撰稿人。喜爱读书，思考和听音乐，通过旅游去感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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