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把牛虻介绍给中国
《牛虻》中译本1953年初版封面
——《牛虻》在中国的流行与误读（一）
从保尔到牛虻
1953年4月19日，朝鲜战争已近尾声之时，《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中国志愿军英雄事迹的报道《祖国，你的儿子在捍卫着你》。文中提到一位叫马仁的测绘员，他克服恶劣条件坚持完成任务，负伤后仍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最终不幸牺牲。马仁在众多烈士中并不显眼，但他的英勇无畏和献身精神堪为楷模。他曾在日记中写有“牛虻——保尔——马仁”的字样，这是他理想中的英雄谱系。英国作家艾塞尔·丽莲·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的小说《牛虻》（The Gadfly）出版于1897年，直到马仁牺牲时，中译本还没有问世。马仁将牛虻和保尔并称，说明他应是通过苏联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得知牛虻的名字。
从保尔那里发现牛虻，爱屋及乌，这也是当时中国读者共同的认知路径，包括《牛虻》的第一位中译者李俍民。他在晚年撰写的《关于翻译〈牛虻〉的一些回忆》（发表于1978年8月10日《解放日报》）中，自述在中学时读到梅益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深受感动，并对书中几次提及的一位名叫牛虻的人物颇为好奇。此后，李俍民开始自学俄语，立志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牛虻》译介到中国。直到1950年代初，他才有机会读到《牛虻》的俄译本和英文原版，得以着手翻译。
李俍民开始翻译《牛虻》时，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苏联这位社会主义的老大哥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指明了方向，也为文艺作品提供了学习效仿的源泉。早在清末，俄国“虚无党故事”便迎合当时的革命风潮，成为翻译小说的热门题材。俄国文学名家的作品也开始陆续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自十月革命后“以俄为师”起，俄苏文学越发受到中国知识界的青睐。随着左翼文学运动在中国的勃兴，“新俄文学”即苏联时期的作品在译介中的比重逐渐增加。抗战时期，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空前繁荣。到了1950年代初，在“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的政策背景下，俄苏小说，特别是苏联小说更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内引进外国文学的主要来源。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契合了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歌颂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英雄人物的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在当时都是家喻户晓。而这三部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牛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三度提及牛虻，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战斗间隙给战友们讲述牛虻的英勇事迹，在病床上以牛虻的顽强精神忍受伤痛，并坦承自己有意模仿了牛虻对生活和恋爱的态度，“以苦行考验意志”的“革命浪漫主义”。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十二岁时读到《牛虻》，从此终生喜爱。而卫国战争中的烈士卓娅在中学时代也曾为牛虻感动得泪下。被卓娅视为榜样的丹娘·索罗玛哈，一位牺牲于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女英雄，同样是在儿时便被父亲推荐阅读此书。《青年近卫军》的女主角之一邬丽亚被捕入狱后，曾用《牛虻》来鼓舞狱友。在这样的语境下，《牛虻》还未正式登陆中国，便与英雄、斗争、牺牲这样的关键词捆绑在了一起。
中译本的出版和删改
在马仁牺牲后的三个月，即1953年7月，《牛虻》终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中青社现任副社长胡守文在《能不忆〈牛虻〉》（载2000年8月30日《中华读书报》）一文中提到，1952年初，李俍民在翻译《牛虻》期间曾主动致信中青社联系出版事宜，中青社以出版计划已排满为由回绝了他。后来出版社看到读者对《牛虻》的殷切期待，方于半年后决定接受译稿。而当时的中青社编辑江晓天的回忆又是另一番面貌。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风靡全国后，中青社总编辑李庚和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将《牛虻》视为重点选题，再三催促翻译组，这时恰好收到李俍民的信，便立即安排校订出版（参见石湾著《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
无论具体过程如何，《牛虻》的第一个中译本最终在中青社问世。作为团中央的直属单位，中青社担负的任务是配合团中央教育青少年，出版选题无不围绕这一目的。中青社建社初期造成较大反响的主要是英雄人物的传记性作品，《牛虻》也被归入这一题材。
《牛虻》的组稿和校改事宜由中青社的文学编辑室负责。当时中国尚无在出版物上标注责任编辑的习惯，根据江晓天的回忆，具体被安排校改《牛虻》的是覃必陶。覃必陶原是开明书店（中青社的前身之一）的老编辑，曾与叶圣陶等人合编《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编写过外国史课本，经验丰富。也许正是通过他的安排，李俍民的译稿转到了寓居上海的翻译家傅东华手中，被大幅修改，“其中30％左右的字句已变成傅先生的东吴软语了”（语见胡守文的文章）。在这样的基础上，编辑室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校改整理，最终以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局的俄语版本为标准对译文进行了删节处理。编辑在“出版者的话”中将译本删节一事告知读者，并明确表示：“我们以为这种删节并不违背原著的精神，而且为了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是必要的。”
在编者看来，译本中删去的是“宗教气氛过浓”和“跟主要情节无关的繁琐的描写”，但对这样的处理方式，译者李俍民却始终颇有微词。直到1954年底，《牛虻》出版一年半之后，他还致信出版社表示不满，认为对古典作品应当保持完整，删节的理由也站不住脚。几个月后出版社方面回信，仍然坚持对不健康的地方必须删除，并未打算恢复（参见胡守文的文章）。
据笔者统计，中青社初版的《牛虻》译本对原著有五十九处删节，共四千两百四十七词，实际远非宗教内容和繁冗枝节所能概括。这些删节使人物形象和思想倾向与原始文本发生了偏差，清晰地传达了编者的价值观。比如牛虻对琼玛自述“曾经落到勇气丧尽，到头来发现自己是一个懦夫”，为了突出牛虻坚毅顽强的英雄性格，这番话便没有保留。琼玛批评牛虻过分强调斯多噶精神，以忍受肉体痛苦和冒险为自豪，在译本中也无影无踪。同样出于维护主人公高大全形象的考虑，虽然从情节上无法彻底删除牛虻与吉卜赛舞女绮达的同居关系，但也进行了弱化处理，删去了牛虻认为此种同居 “愉快”、“无害”等评论。而牛虻向琼玛叙述南美流浪经历时，几次抨击黑人和中国人、东方人的愚昧野蛮，言语间将其贬为低贱的人种。如此有种族歧视之嫌的言论更加不符合标准意识形态，自然也是被删得一干二净。
在粉饰主人公的同时，编者也力求让他们心目中的反派人物显得更坏，尽量淡化体现其人性一面的内容。在书前的序中（中青社第一版译本借用了苏俄国家儿童出版局的俄译本序言）被批判为虚伪、被视为反动派帮凶的蒙泰尼里几度流露出内心深重的压抑和痛苦，但大都被删减。在集市上他对教区内百姓慈爱的关怀也横遭删除。书中形象更为负面的人物，如观点永远与革命派相左的格拉西尼，琼玛也肯定了他丰富的学识。那位一心要处死牛虻的上校，也并非生性残酷，在审判后曾表示愧意。这些在译本中删去的细节说明伏尼契对角色的处理并不是概念化、扁平式的，但编者抱着大是大非的阶级立场，则要刻意使人物变得黑白分明。
革命小说与青年读物
经过精心处理的《牛虻》首印二十万册，这个印数无疑是畅销书的级别。一个月后，1953年8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牛虻》中译本出版的简讯，称其为“我国广大读者想望很久的读物”。这部小说被描述为“浸透着革命的英雄主义”，“在小说最优秀的篇幅中，就是描写牛虻为意大利人民忍受苦难和英勇牺牲的部分”。这样的评语与编辑的导向相配合，再次确立了《牛虻》作为革命小说的定位。同月，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十六期上发表了巴人的长篇评论《关于〈牛虻〉》，介绍了该书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概要，对小说的艺术特色和思想局限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巴人认为牛虻对暗杀行动的肯定反映了伏尼契受到民粹派个人恐怖主义的影响，并特别指出牛虻具有“悲剧的运命”，与蒙泰尼里的关系是促使其献身革命的“宿命的力量”。这样的看法体现了巴人身为作家和批评家的敏锐，在肯定小说的成就在于“丰富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艺术概括力量”的同时，也并未将其视为单线条的革命宣传品。
不久，《中国青年》前主编韦君宜也撰写了《读〈牛虻〉》（载1953年9月12日《人民日报》）一文，强调要学习牛虻坚强的革命意志，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看这个人物。韦君宜认为，牛虻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的态度具有思想局限性，而作者“关于父子关系的悲剧描写，确是也在有些地方混淆了人们对于蒙泰尼里与牛虻的主要矛盾的认识”。这篇文章所针对的是读者阅读《牛虻》后反映出的困惑，即抱着对又一个保尔或卓娅的期待去读这部小说，结果发现牛虻与以往习惯的英雄人物不同，有明显的缺点。这样的观感实际上体现了《牛虻》被人为设计的革命文学定位与文本本身相偏离的尴尬。即使通过删节和评论引导这样的手段，也无法完全掩盖其自身的异类气质。
在宣传喉舌的大力推动下，《牛虻》顺理成章地流行开来。团中央将《牛虻》列入向青年推荐的书籍名单，各地纷纷举办探讨这部小说的座谈会。在1955年修订的“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中，《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起，被列为初中三年级课外阅读参考书目。耐人寻味的是，作者伏尼契曾明确表示，这本书绝非面向青年读者。
1897年7月，《牛虻》出版一个月后，伏尼契致信俄国友人、白银时代的名诗人明斯基，讨论《牛虻》俄译本的发表问题。明斯基的夫人齐纳依达·温格洛娃当时正着手将此书译成俄语。明斯基提出将《牛虻》俄译本刊登在《神的世界》（Божий мир）杂志上，伏尼契对这一刊物毫无了解，在信中提出了几点顾虑。她表示不愿将译文发表在二流杂志上，如果是宗教性质的刊物，当然更不合适。而引起她最大担心的，是看到有人在评论该刊时使用了“青年读者”的字样。她疑惑地问：“难道这是青年的刊物吗？我想他们未必能从《牛虻》这样的食料上得到什么好处！要知道它并不是‘为青年男女’写的。”（译文引自《外国名作家书信精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然而与作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牛虻》在苏联流行开来后，成为向七年级学生（时为十年制义务教育体系）指定的课外读物，并先后推出多个英文简写本，作为英语教材使用（参见Lewis Bernhardt“The Gadfly in Russia”，载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 1960年秋季号）。小说从苏联移植到中国，仍然采用青年读物的定位。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王蔚 日期：2012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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