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毛泽东、周恩来做翻译的她，讲了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1月9日，由中国外文局指导，新中国翻译事业70年论坛暨2019中国翻译协会年会在北京成功举行。中国翻译协会顾问唐闻生在发言中回顾了自己的外交翻译经历，讲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晚年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听来令人泪目。小百通特将其讲话全文推送给大家。
各位同仁：
让我谈新中国的外交翻译工作，心中忐忑。我的个人经历和知识不足以概括这么大的题目，就讲点故事吧。
从我讲起。我是1965年4月和另外7名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生共8人（3个英文，3个俄文，2个西班牙文）同坐一辆大巴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的，都分配到了翻译处（现翻译司）。我到了英文组，和所有的新同志一样，从学打字（用打字机，正本一页不得多于一个橡皮印，还要尽快，那时没有电脑），到学用字典（根据什么需要查什么字典，不仅是Webster’s, Oxford,各种汉英字典，还有Synonyms, Collocations, Thesaurus, Duden 等）。半夜有活儿，年轻人先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在办公室里翻译紧急的小电报、照会等，心中会油然升起一种神圣感，感觉自己在和祖国的心脏一起跳动。
后来参加翻译外交部声明、政府声明、领导人讲话，虽然自己可能只翻其中一段或几段的初稿，而且时间紧急，但组里对初稿有明确要求，必须查准人名、地名、专用名词等，不得有误。初稿改出以后，要认真研究定稿中的改动，不断提高水平。因为，我们在为国家发声。
再后来，有机会为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做口译。从他们与外宾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谈话中，娓娓道来、以理服人的讲述中，以及鞠躬尽瘁、献身人民的风范中，不由得被深深打动，更感责任重大。仅举几例：
1970年12月18日清晨，毛主席于感冒发烧后不久，让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请到他的住处，从上午八点谈到中午一点多，长达5个多小时。其中谈到中美关系，说尼克松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等等。应斯诺要求，这篇谈话的英文纪要，整理出来后交给了他，作为他日后写文章发表的依据。纪要的中文稿，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曾在1971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几天后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印发，同月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党内。
1972年2月21日中午，美国尼克松总统抵达首都机场来华访问。下午2:40-3:50，毛主席于大病休克后不久在中南海住处会见尼克松，周总理、基辛格在座。本来预计15分钟的会见时间延长到了70分钟。谈话时，主席满面红光，谈笑风生，言词犀利，但结束后，脸色立刻灰暗，需要马上吸氧。此后周总理和尼克松在京5次会谈，每次会谈后，总理都单独到主席那里汇报和商谈。基辛格后来在吹风会上说，虽然毛主席和尼克松只会见了一次，但等于参加了总理的各次会谈。
1974年5月28日至6月2日，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来华访问。他是当时的东盟五国中，第一个来与我国谈建交问题的总理。那时周总理已经病重，但他坚持亲自完成建交谈判。在最后一次会谈时，总理的医生告诉我，在我的座位旁、桌子下面安装了一个按钮，如果看到总理脸色发白或出虚汗，要立即按下按钮，医务人员会立即进来抢救。幸好那天没有出现那种情况，但事后想起来，还很后怕。5月31日建交公报签署后，总理把外交部有关人员叫到旁边的小房间里，仔细地交代了后续的工作，然后告诉我们：我现在就去住院了。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那竟是总理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
那时，主席和总理都已经年迈有病，但仍在为开拓有利的国际环境而殚精竭虑。他们用生命写就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华彩篇章，我们这些做外交翻译的工作人员，能不受感动，能有任何理由不努力工作吗？
但是，只有主观愿望是做不好工作的。主席曾经批评我说，你就是满足于会几个英文字母，一个月挣56块钱，也不研究点学问，比如：英语是从哪里来的。这激励我要学习。
与国外的教科书上要求译员译入母语和电视剧里表演的不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外交翻译人员要把我方领导的话译成外语，而不是相反。如果外方带翻译，他也是把他的领导人的话翻译成中文。如果外方不带翻译，我方译员则要两边都译。因此，不知己知彼，不了解我们国内的形势和政策、我国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不了解外方的国情、历史文化和语言习惯，以及来访人物的情况、拟谈的问题和各自的意见，对于可能遇到的中外文表述没有准备，就很难顺利完成任务。
总理曾经告诫我们，翻译要和业务结合。我到美大司工作后，切实感到这是非常正确的。参加到业务工作中以后，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中美关系的背景，以及双方的立场，才能透过文字表面，懂得双方到底在讲什么。
我听五十年代担任周总理英文翻译的浦寿昌同志（他曾任中国翻译协会多年的领导职务，并于2012年获我会“翻译事业特别贡献奖”）讲过他在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期间的经历。针对1955年4月19日上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出现了针对中国不和谐声音的新情况，总理临时决定上午改为书面发言，而在下午的全体会议上做补充口头发言。由于时间紧迫，中午休会期间，总理把胡乔木和浦寿昌两位同志找去，口授发言，胡乔木记录中文，浦寿昌同时译出英文稿。总理审定中文稿的同时，浦寿昌校订英文稿。总理交待，由于要讲的内容多，时间有限，他只讲开头和结尾，中间由浦寿昌直接用英文讲。补充发言中强调，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并且回答和解释了上午提出的针对我国的问题。浦寿昌说，他尽全力声情并茂地表达了总理发言的意见和情感。据黄华同志的回忆录，周总理铿锵有力的讲话，平和的语调和充分体谅他人处境的态度，博得了与会各国代表的尊敬、赞赏和好感。
这就是外交翻译的作用和职责。试想，如果不懂得问题的背景和实质，不懂得如何用外文去正确表达，而外方听到的只是外文，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当然，这种功夫，绝非一日之功。当年不同语种的众多外交翻译人员都有许多各自的故事，而他们无一不是靠着辛苦的日积月累的学习，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厚积而薄发的。我们后来者，自当学习、继承和发扬前辈的优秀传统。
今天的外交翻译人员，面临着新时代提出的许多新挑战。扑面而来的新课题、新概念、新表达方式，应接不暇。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日益广泛，非外交系统的翻译人员和使用外语对外交往的人员，在不同程度上也面临着与外交翻译类似的任务。例如：华为公司的翻译人员，在当前所处的形势下，他们不论在用外语推介产品或起草合同的条款时，还是在口头交涉、谈判与会见领导人或记者的翻译工作中，对其翻译的信达雅的要求，相信不亚于外交翻译。
从事国际传播工作的朋友们，难道不也是吗？要想把非常中国化的内容译成外国受众听得懂、听得进的文字，得到理解和同情，虽然可能比外交翻译灵活性大一些，但绝非易事。同样需要深刻理解中文的含义，并探求能引起心灵相通的表达方式。毛主席曾用“对牛弹琴”的比喻批评一些传播方式，指出不能全都怨牛，还是要从弹琴人身上找问题。
在此，想提出一个小建议。我们现在面临很中国化的新词不少，往往在新出现时译法多样。例如：“一带一路”，曾经并不准确地译为One Belt One Road, 后经多次研究才确定为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简称BRI，但原译法已在国际上流行多时。建议成立一个由一家牵头、多家参加的权威翻译小组，可临时召集会议，及时研究新出现的重要新词汇的译法，然后由各家主要对外媒体统一采用，争取更早发出一致的中国声音。
可喜的是，我们的各位译界同仁，都是努力向前奔跑的追梦人。看今日外交翻译，乃至整个翻译界，人才济济，后浪推前浪。相信在人民共和国未来的70年间以至更长远的未来，大家会和我们挚爱的祖国一起前行，共创翻译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谢谢大家。
来源：百万庄通讯社 日期：2019年11月15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