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至12月1日，由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译者之道：海外中国研究学术翻译工作坊”在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举行。
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燦、上海外国语文学研究院教授张熠、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副馆长尹磊、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照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振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力、台湾东吴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傅扬、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李丹婕等19位教授、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着英语和日语的学术翻译这一议题，先后就学术翻译的选材及其相关的学术对话问题、海外汉学翻译中的文献还原、丝绸之路古语言研究论文的翻译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享和探讨。
学术翻译向来是个小众圈子，尤其是海外汉学这类对译者专业知识和语言能力都有极高要求的领域，更是曲高和寡。由于内容的专业性，出版社极少主动出版汉学翻译书籍，这也使很多译者都面临着这一尴尬窘境。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照杰以自身为例，他曾在攻读博士期间与同学一起合作翻译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的《文选赋部译注》，但事实上，当这部一百多万字的著作翻译完成后，出版社只希望用三千元买断版权，译者投入与回报的严重不对等由此可见一斑。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林晓光也有类似的困境。他在与出版社的交流过程中发现，与精深的学术专著相比，出版社更加亲睐浅显的科普读物。这类读物往往是外国学者为毫无中国古代史背景的外国读者所写，内容过于浅显，没有翻译的必要。而这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因为市场期望和学术理念的错位，使得向读者科普最前沿的学术研究变得更加困难。东吴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傅扬以台湾为例，出于对利益的考量，之前台湾出版社也极少出版学术性著作。但近年来，随着相关部门提供了用于支持人文社科经典书籍翻译的社科基金，对学术翻译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与译者的关系，也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外界在讨论译者和作者的关系时，往往存在一种刻板印象，认为译者更多的是一个传声筒的角色，仿佛任何一个会外语的人都能做这件事。而事实上，汉学著作的译者所扮演的角色远重于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除了需要考虑翻译本身——即如何将英文原句用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的方式改写，还扮演着审校的角色。比如一些汉学家所犯的史实错误，增大了搜寻原文的难度。白照杰说，他曾经在翻译过程中，对一个直译为“绿色的小孩子”的名称感到困惑，联系上下文反复琢磨以后，才意识到原作者想说的是“青铜帝君”。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丁俊，以《〈唐代财政〉与〈安禄山叛乱的背景〉译介始末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为题进行了报告。她以自己的经验出发，阐明了作为译者核实史料的重要性。在翻译《唐代财政》时，她发现其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话：“758—760年，朝廷又派遣御史去推行新的青苗税。” 经过她的核实，《旧唐书》和《册府元龟》中有三处关于青苗税的记载，时间都在永泰二年，即766年。而在翻译《安禄山叛乱的背景》附文《内蒙古的粟特聚落》时，她在查阅资料后发现其中关于都蓝可汗的叙述存在问题：
其一，都蓝的妻子是北周的公主，而非陈朝的；其二，都蓝并非6世纪末与北突厥相争的突厥酋长之一，而就是北突厥的可汗。对于这两个问题，她最终都以译者注的形式展示了出来。这也是译者在发现所引史料有误时的常用方式，既保留了著作原貌，又避免了对读者进行误导。这样对史料的反复核实也使得丁俊对唐代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精进了自身的翻译水平。她曾将 “parasitic horde”翻译为寄生群体，直到二次修改时，才意识到这个短语指的是食租税群体。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张建志同样肯定了史料核实的重要性。他指出，因为古汉语和英语表达方式的差异，前者在被翻译成英语时经常会被简化。《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中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对于“时海内和平”、“开元以后，四海晏清”等四五种不同的表达，原著统一翻译为“the world was at peace”。这就要求译者在将其翻译回中文时不能简单地直译，而应找到原文进行对照。
傅扬认为，最好的译著，应该由作者与译者齐力改写。上世纪90年代，著名学者余英时受某活动邀约，写过一篇名为“Human and Heaven”的长文，探讨中国古代的天人思想，这篇文章一直没有被翻译成中文。直到前几年，才有编辑向余英时建议将其翻译成中文，而此时余英时已近80岁高龄，不适宜长期伏案工作。因此，最终大家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由傅扬等人合作将其先翻译成中文，再交由余英时提出修改意见。
当傅扬重新拿到稿子时，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余英时的手写批注，几乎是重写了一遍全书。这次奇妙的体验让傅扬得以一窥作者的内心活动，也让他更加确定，优秀的译著需要作者与译者在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改写。因此，与其将译著单一地视为原著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不如说这是一场作者与译者间留在纸面上的遥远对话。
程章燦提到，他翻译了几本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的书后，对于他的一本名为《步虚：唐代奔赴星辰之路》的书仍迟迟不敢动笔。这本讲述唐代人对星空、天文认识的书籍和他本人的学术背景可谓南辕北辙，因此即便有出版社邀约，他也一直拒绝。直到去年，他偶然招了一个天文系本科毕业的硕士生后，才开始考虑以合作的形式将此书的翻译提上日程。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李丹婕在与著名唐史研究专家、英国剑桥大学亚非学院东亚研究所所长麦大维的交流过程中受益良多。迄今为止，唐代出土了一万多方墓志铭，但从方法论上对其进行学术研究的更新却微乎其微，仍以和传世文献相对照的方式为主，而麦大维在1989年写的学术论文“周利贞之死”，对现在墓志铭的创新性研究仍起到重大作用。
2015年，麦大维在北大讲学时，曾进行过一次名为“李舟与代宗、德宗时期的排佛论”的演讲。李舟其人在唐代史料里几乎没有记载，只有朱熹在《家礼》中引用了他的一句短话。麦大维正是从此入手，勾勒出了这样一个对韩愈排佛论影响巨大的人物。李丹婕提到，她曾经询问过麦大维，作为一名外国人，是否会觉得和中国人相比在研究中国文化上处于弱势，但麦大维的回答是：“不，历史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外国。”

来源：新京报 日期：2019年12月10日 作者：孙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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