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追溯到26年前的1990年，意大利姑娘李莎学了四年汉语后来到北京。她第一次遇见了“大哥大”（移动电话）。那是她刚刚“下海”的大学同学用的移动电话。他们希望变成“国际倒爷”。在他们的对话当中李莎经常听到“盖了帽儿了”之类的词语。

她愣了。她觉得这些人的话类似火星文，而绝对不是自己辛辛苦苦地在伦敦大学所学的汉语。从那时起，李莎就暗下决心，要与时俱进。可是当她慢慢学会融入跟上潮流时，网络语言再次给她提出了新的挑战。人们开始用“人肉搜索”，经常玩的游戏也有“钉子户大战拆迁队”（有中国特色的《植物大战僵尸》模仿，于2010年爆红）。有了网络就有了网民，人们得到了更大的发言空间。舆论有不同的看法，便出现了“愤青”……

中国人开始体验无数新的表达形式。作为翻译家的李莎们又该如何应对？

    一

    翻译的光芒是混血的光芒，这个遗憾的事业靠变通维持自己的荣誉。

——阿拉提·阿斯木

瓦尔特·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里说，“如果是在终极本质的意义上去努力追求和原文相同，那么没有任何翻译是可能的。因为，在其再生之后，原文经过了一种变化。如果没有一种转型，一种鲜活事物的更新，那么也就谈不上再生。”翻译家和作家的作用当然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作家是自由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翻译家无论如何必须尊重已经存在的文本，不能随便去改变、删掉或者添加。

也因为这个原因，汉学家陈安娜将翻译与音乐演出作比：“如果作家是个作曲家，写出了一部交响乐的总谱，那么翻译家就是表演这部交响乐的乐队。不同的翻译家就是不同的乐队，都可以对这部交响乐有自己的阐释，但出发点总是这个总谱。”有些乐队会演奏得节奏快一点，而其他乐队可能慢一点；有些乐队会做出比较抒情的解释，而其他乐队会比较强有力，甚至咄咄逼人。此外，如果这个作曲家是生活在文艺复兴或者巴洛克时代，那么他的音乐是为那个时代的乐器写的，那些乐器和我们今天使用的乐器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一个现代乐队演奏这部作品的时候，今天的乐器会提供一种不一样的新的音

调。不过，依然还是这个作曲家的作品构成了演奏的基础。

要把一个故事、一首诗歌或者其他文学文本介绍给新的读者，翻译家必须努力克服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这个过程的结果经常使得所谓的目标语言也变得丰富起来，译文读者会得到新的洞见，得到新的知识。就是说，翻译不仅是把陌生的语言塞进一件新的语言的衣服里，而是一种测验，测试出用目标语言的时候你能做到什么。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一种测试会使得目标语言的文学也丰富起来，它不光会给读者提供新的故事和思想，目标语言本身也有了发展。

有一派翻译家认为一个译本就是要“陌生化”，或者叫“外国化”，方法就是要尽量保持原文的结构。也有些原文本，要求译者在目标文本中做些实验和发展。这里和原文语言的难度有一种联系：作家越会发挥自己语言的潜力，那么译者也越必须发挥在目标语言里的潜力。

“翻译的光芒是混血的光芒，这个遗憾的事业靠变通维持自己的荣誉。”翻译家阿拉提·阿斯木认为，在大地媒体和各类出版物、网上世界的启示和矫正，变成了不同语种共同的财富。在不同的时代，翻译始终走在了最前面。这是翻译的精神价值所在。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当代汉语的变化扩展给翻译带来的困惑和挑战。

二

    如果中国的文字工作者对弱势群体再多一些人文关怀，对各个国家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再多一些顾及的话，也许中国文学会更加为世界各国读者所接受和喜爱。

——饭塚容

汉学家饭塚容目前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是翻译毕飞宇的《推拿》。以此为例，他认为有三方面的内容，或可概括为中国文学翻译中的问题。首先是涉及到中国独特的国情或者特殊政治背景的部分。

《推拿》第一章中盲人推拿师王大夫第一次从客人那里拿到美元时的场面:

王大夫的眉梢向上挑了挑，咧开嘴，好半天都没能拢起来。他开始走。一口气在祖国的南海边“画”了三个圈。

挑眉毛、咧嘴这些还比较好处理。后边的在南海边“画了三个圈儿”让饭塚容苦恼了很长时间。直译是很容易的，只是一个动作而已。但是，想理解“画圈儿”与王大

夫的心情之间的因果关系，他认为至少要具备这些知识:一、歌颂邓小平的歌曲《春天的故事》里，有“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儿”的歌词；二、这首歌的意思是说邓小平把深圳批准为经济特区这件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春天。

对一亿三千万日本人来说，把中国的国情理解到这个程度的不会超过100个人。怎么让更多的读者能看懂这个场面呢？遇到此类问题，饭塚容的经验里，注释是一种解决的方法，但是，会把作者的幽默完全破坏掉。想来想去，他把要表达的要素整理出四点:一、王大夫赚了一大笔钱之后的喜悦；二、他的喜悦与“画圈儿”的关系；三、这种喜悦与邓小平的关系；四、作者的幽默。最后，饭塚容做了这样的处理:

王大夫太高兴了，他的脚步开始在地上画圈儿。那样子，简直就像刚听完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中国人民一样。

其次，当代中国文学里“黄段子”“荤段子”特别多，要想把原作中那种“荤而不俗”的感觉翻译出来，也需要很高的技巧。《推拿》第三章有一个场面是张一光捉弄王大夫和小孔的:

“先活动活动脑筋，来一个智力测验，猜谜。”张一光说，“说，哥哥和嫂子光着身子拥抱，打一个成语，哪四个字？”

哪四个字呢？哥哥和嫂子光着身子拥抱，可干的事情可以说上一辈子，四个字哪里能概括得了？

张一光说，“凶多吉少。”

哥哥和嫂子光着身子拥抱怎么就“凶多吉少”了呢？不过，大伙儿很快就明白过来了，哥哥和嫂子光着身子拥抱，可不是“胸多鸡少”么？大伙儿笑翻了。这家伙是活宝。是推拿中心的潘长江或赵本山。他的一张嘴就是那么能“搞”。

饭塚容在翻译这一段时运用了意译、转译和“漏译”等手法。“活动活动脑筋”译成“做一做脑子的体操”；日本人不太知道小品演员潘长江、赵本山，所以，略去人名，译成“他们是推拿中心的笑星”；而“搞”这个动词直译不了，所以，最后一句意译为“他一张嘴就能抖包袱”。

另外，饭塚容觉得，包括谐音和方言等问题在内，中国人之间用汉语发音来开玩笑的场面非常难译。比如《推拿》中有一个来自苏北的青年叫徐泰来，说话常常“h”和“f”不分，把“回锅肉很肥”说成“肥锅肉很回”，“分配”说成“婚配”。

而涉及到中国古典文学的部分除了前文提到的成语，中国文学中常常出现的“引经据典”也是翻译的一大难关。《推拿》中有女推拿师金

嫣想象自己婚礼时的场面，用到“半抱琵琶的状态”：

这正是烛光的好，是烛光最为独到的地方——它能让每一样东西都处在半抱琵琶的状态之中。

没有中国古典知识的外国读者不可能理解“半抱琵琶”。好在日本的中学里要学中国史，国语课要学唐诗，所以，一般的日本人即使不知道《琵琶行》，至少也会知道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字。考虑到这一点，饭塚容对最后一句做了这样的处理：

这正是烛光的好，是烛光最为独到的地方——它能让每一样东西都沉浸在白居易诗中描写的那种美人的羞涩里。

对身体或精神上带有疾患的人、对性工作者、婚外恋的对象等，中国很多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以及相声、小品中出现过带有歧视性的称呼。在翻译这类词语时，饭塚容常常感到困惑。日本有“放送伦理法”，严禁在公众媒体上使用歧视性语言。日本社会这种表面上的“无菌状态”令很多读者在接受中国文学时会形成一种生理上的障碍。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文学应该呈现日本那样的‘无菌状态’，中国文学存在于中国的特殊语境当中，脱离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国文学也会失去它的光彩。”饭塚容说，如果中国的文字工作者对弱势群体再多一些人文关怀，对各个国家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再多一些顾及的话，也许中国文学会更加为世界各国读者接受和喜爱。

缘自韩国语文与中文的亲缘性较大，汉学家朴宰雨认为，以韩国翻译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了解而言，可以说跟西方翻译家有迥然不同的文化语言基础，“相当占便宜”。无论现当代汉语如何造成新词新语，如何在语法上有变化，现当代汉语怎样扩展下去，这都是站在传统语言基础上的改革与变化、拓展而已，在文化与语言上绝对地有广泛的有根本性的因袭因素。他说，自己的翻译观是基础而朴素的：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文本进行全面的、准确的了解，然后用本国的语言充实地、流利地翻译出来，也给本国读者提供用本国语言阅读外国原作的体验。一般情况下，大都显露出直译倾向。但是以前没有牵涉到版权的情况下，翻译家为了更符合本国读者的要求，有的时候出于出版市场上的考虑（主要由于出版社的要求），曾经大胆地随便更改。如杨沫的《青春之歌》译成《满开吧，野花》；钱小惠的《邓中夏传》译成《我的灵魂埋在大陆里》；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译成《社会主义式犯罪很高兴》；张炜的《古船》译成《黎明之河等待早晨》；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译成《天津的孩子们》等等。进入21世纪之后获得作者版权后翻译出版的也有很多更改的情况，如苏童的《碧奴》译成《泪珠》；曹文轩的《山羊不吃天堂草》译成《十七岁明子》；韩东的《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译成《恶种们》，季羡林的《阅世心语》译成《什么都在过去》。

    三

虽然可以争论文学翻译不可能被机器翻译所代替，可是在集体分享的操作里，多才多艺的翻译家们也可以得到很多帮助。

——李莎

中西文化差异从文学作品翻译的角度看主要有两个层面，翻译家莉娅娜称之为“小差异”和“大不同”。所谓“小差异”是指那些东西方的生活习惯，比如饮食差异（中国人吃饺子、包子、春卷、粽子、驴肉等），或是类似服饰差异（中国人穿旗袍、中山装）等。而所谓“大不同”则是指那些东西方思想和思考方式上的差异。中国历史悠久，而有些意识性的东西甚至在对应词汇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很难用语言去准确表达，如道、阴阳、五行、仁、理、太极等。西方世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尝试着更准确地翻译这些东西，但遗憾的是，最后他们发现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西方概念可以去翻译和解释它们。然后，他们不得不放弃，而把这些词汇当做外来语收入词典，对于中国的成语、谚语和歇后语和许多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化的表达形式也是如此。

当代汉语的变化和扩展的确给翻译带来新的困难和挑战。英国作家蒂姆·帕克斯近年来在《纽约书评》的几篇文章中讲到了当前世界文坛的一种新现象：“全球小说”。在他看来，目前的所谓“世界文学”小说越来越多是一种语言朴素、通俗易懂的小说。对他来说，这可能是英文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缘故。帕克斯说，当代德国、瑞士和荷兰作家的某些英文译本，在英美读者眼里看起来简直像是直接用英文写的，仿佛是为了能赢得更多的国际读者，作者在创作时心里就已经在做“自我翻译”了。此外，这些欧洲作家似乎在避免涉及太具体的本国文化或地理内容，这样便逐渐形成了一种世界通用的文学模式。至于亚洲作家，帕克斯举了村上春树和韩国作家韩江《素食主义者》的例子：他们的作品虽然有独特的文化

背景，但凭借他们的语言风格，这些小说极具“社交力”，也可以说作品“可译”性极高，尽管不一定“容易翻”。

《咬文嚼字》介绍2015年十大流行语。通过十大流行语的激烈竞争，不够文明的“然并卵”、来源不清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隐含歧视因素的“城会玩”等都被淘汰了。一些流行度较高的语词因种种原因未能入选，经过全国语言文字专家推荐并反复评议，如按照“流行、创新、文明”三大原则，最终评选出的年度十大流行语，分别是“获得感”（senseofgain）、“互联网+”（创新2.0下的互联网发展新形态、新业态）、“颜值”（人物颜容英俊或靓丽的数值，lit.valueofaperson’sface）、“宝宝”“创客”(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lit.maker)、“脑洞大开”(脑补，动漫语言)……汉学家李莎认为，网络作为一种全新媒介，正逐渐形成自身独到的语言模式。网络流行语，平均只有几十天的寿命。“雷”字被网络最新的娱乐流行语“霹雳”所取代；一度暴红的“关我鸟事，我是出来打酱油的”（表达了对时事不关心、不评论的态度）很快被“俯卧撑”（出自俯卧撑事件）所代替。“很好很强大”马上发展到“很黄很暴力”。

于是，汉学家们也学会了新网络迷因（internetmeme），类似“心灵鸡汤”（充满知识与感情的话语，疗效直逼“打鸡血”）、“友谊的船（friend-ship）说翻就翻”、“吓死宝宝”、“贱人就是矫情（bitchispre-tentious来自《甄嬛传》电视剧）”、“一夜站(onenightstand)”、“狗带（godie去死）”等等。

在巴别塔脚下，解救李莎们的是“第七骑兵团”。新中国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小型双语工具书《新英汉小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16年6月27日推出第四版，增添新词4000余条，包括cyberman⁃hunt（人肉搜素）、selfie（自拍）等生动勾勒时代气息的科技、文化用词及网络流行语，树立了当下语言流变的风向标。

“虽然可以争论文学翻译不可能被机器翻译所代替，可是在集体分享的操作里，多才多艺的翻译家们也可以得到很多帮助。”李莎说，电影电视字幕翻译也有了帮助。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之一就是“粉丝字幕组”（fansubbing）和“粉丝翻译”（fantranslating）：为了给全球粉丝提供字幕翻译，很多人义务性地进行电视连续剧或书籍的翻译。“总而言之，翻译家们在社会、习俗、语言时时刻刻都在改变的世界里，也可以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帮助和工具。我们能看到隧道末端之光了！”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日期：2016年8月24日 记者：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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