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的活泼心性
手头所存余冠英先生的著述，着实不少。
中小学虽然在“文革”中度过，可大约心喜，居然获得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诗经选译》《乐府诗选》《三曹诗选》等古典诗歌读本。插队期间，一次，那个装有一二十本书的小木箱被撬（板条顶开，取出书，原样钉上）。被取走的是巴金翻译的《秋天里的春天》，记述爱情，大家多是二十岁上下，“偷”它可以理解。当时不曾发现，等到此书在知青点传遍，才回到我手上。检查一遍，这几册古典诗歌没丢，阿弥陀佛。
当时读古诗词，还没有留意选注者的习惯。后来习读多了，体会到其中艰难，才知晓选注者的重要作用及其中包含的功夫学养。后来翻翻这几本书的选注、翻译者，居然全是余冠英先生。一下子，这个名字牢牢印在脑际。
这几部“诗选”，给了我最初的中国古典诗歌启蒙。《三曹诗选》，使我见到了《三国演义》之外的曹操形象。宽博、进取，还富有同情心：“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一个帅军将领，能感触到战乱中百姓的苦痛惨况并描写出来，比历史上那些唱叹军事武功的将帅，识见不止高一个层次。就连那人们熟知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几句，也可知他对人生的解会，透彻深入，非同凡响。读了曹操诗作，再去看他两个“著名”儿子曹丕、曹植诗歌，就见出胸襟对作品的影响来。
曹植，在中国诗史上也赫赫有名，但与其父亲作品相较，除文采华丽外，精神的单薄、纤弱，一目了然。当然，不搁在一本书中，人们有时难于感受。
从《乐府诗选》中，读到了许多动人心魄的好诗。有时称为《孔雀东南飞》的那首《焦仲卿妻》，让人读到中国叙事诗的平实和当时爱情的珍稀可贵；《十五从军行》，影响到后面时代多首从军诗作；其他如《饮马长城窟行》《孤儿行》《陌上桑》《敕勒歌》等名篇，都给人留下了不灭的印象。前些年《还珠格格》电视剧中让人印象甚深的那首歌曲一唱开，我就知道在这本《乐府诗选》中读过。
翻开，果然。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那么遥远的古人，情感与我们如此近，近到不可思议。好的真情感文学，真有超越时空的能量。
《诗经》记录的，是很早时期国人的生活。虽然许多不过是当时口头传诵的民间歌谣，可毕竟过于遥远，对于现代人，不说普通读者，就算专门学者，读起或阐释，都很不一致。凡俗如笔者，冲着名气，努力数次，还是捡据说易懂的民歌去读，实在惭愧，借着注释，勉强知道了字面意思，可“民歌”的味道，尝不出来。
譬如那首《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不仅文字，究竟在说何样故事，理解不清。直到获得余先生的《诗经选译》（作家出版社1956年9月一版，1957年1月第三次印刷，总印数已达十万），从译文里，才大致感受到其中的美好情态：
“死獐子搁在荒郊，白茅草把它来包。姑娘啊心儿动了，小伙子把她来撩……”
后来从其他解读中知道将猎物献给心仪的姑娘，是力量和智慧的表达，古代西方多有记述。此诗可证，中国早期同样如此。经过余先生翻译，其中故事及情境，一目了然。可余先生翻译时，用了一个“撩”字，叫人不由一笑。
“撩”字很民间，很俚俗，可无论动作或心态，却极传神。余先生用这个字，叫我佩服。一般古典文学研究者，多惯于用典雅谨正语言阐释古典，以为古人就该高冠博峨，端庄肃然。余先生一个“撩”字，把遥远时代一下子拉到我们跟前，让读者见出遥远先祖不仅勇武，进取，还羞涩和诙谐。对《诗经》的真正好感，由此而生。
这部《诗经选译》中，最让我欢喜的，是《郑风》中的那首《将仲子》。余先生在提示中以为此诗表现了“一个女子要求她的爱人不要到她家里来私会，因为他们的爱情不曾得到父母亲的同意”。
诗有三节，我实在不舍得余先生的译文：
求求你小二哥呀，别爬我家大门楼呀，别弄折了杞树头呀。树倒不算什么，爹妈见了可要吼呀。小二哥，你的心思我也有呀，只怕爹妈骂得丑呀。
求求你小二哥呀，别把我家墙头爬呀，别弄折了桑树枒呀。树倒不算什么，哥哥见了要发话呀。小二哥，哪天不在心上挂呀，哥哥言语我害怕呀。
求求你小二哥呀，别向我家后园跳呀，别弄折了檀树条呀。树倒不算什么，人家见了要耻笑呀。小二哥，不是不肯和你好呀，闲言闲语受不了呀。
这哪里是几千年前的诗歌，分明是我们前不久尚可知可感的情态。原诗一行不过四五字，且三节里不断重叠，余先生的译文，虽然也照应重叠，可不断用今天丰富的词汇去作调整，使得各节颇有变化，将情感显出层次。大约因为是民歌，余先生不避寻常口语：“树倒不算什么”“骂得丑”“闲言闲语”“不是不肯和你好”……
原诗中那女子在爱情中的紧张，羞怯，舍和不舍的内心与外在环境冲突，鲜活跌宕，跃然于目前。这首诗不仅让我读到古人与今人情感的相通，还读出了余先生的活泼心性。
由此后，我才真正开始“严重”关注古典作品的选注翻译者。仅《诗经》，就购存有朱熹的《诗集传》，陈子展的《国风选译》，郭沫若的《卷耳集》等数本，论解说翻译贴切而亲切的，我首推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译》。
后来，笔者从插队地考入大学，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史等等课程，需要阅读的古代诗文更多了。其中一部署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的《中国文学史》教材，是余冠英、钱锺书、胡念贻、王水照、陈毓罴、邓绍基等十多位先生编写，余先生还是“总负责人”。看看这份名单，不知道总负责人得有多“牛”。
这还不算，当时还出版了一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上下卷的《唐诗选》，影响颇大。从“前言”可知，“参加初稿和修订工作的有余冠英（负责人）、陈友琴、乔象钟、王水照同志。钱锺书同志参加了初稿的选注、审订工作……”又是“负责人”。领导这些大家，余先生的学问和能力，得多“高强”才“镇”得住呵！
但这两部毕竟是集体产品，个人能力很难凸显。一天，在学校书亭，见到一册纳入“文学小丛书”的《诗经选译》，是从余先生原书中再选的，仅仅八十页。小三十二开，窄本。可喜，再购一次。这个小册子，陪了我大学几乎四年。
毕业回到家乡，一个时期，四下搜求名家题字签名本。余冠英先生当然是求题对象。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在几本余先生选注的书中挑选，最后选了大学期间购存的《诗经选译》。一是因为其他各书，得自旧书摊，每本书都较陈旧，且公章私印，没规矩地四下钤盖，拿出去似乎对不起著者。
这册小书最干净，且小，寄出回复也不甚费事。记得当时写信还提了要求，希望先生毛笔题字，我知道那一代学人，个个能写出好字。待余先生书上题字寄回，果然。题字在扉页上，平正自若有骨力，先生签名还俊爽。光洁纸面上，墨色沉着，字迹清晰，实在好看。略感遗憾的是当时不敢多一句加盖印章……
时间长了，当时信封物件寻不见，余先生的题字后面没落年月，今天竟无法确定具体日子。不过我“发烧”四下求取名家题字本大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这无疑问。余冠英先生这一册寄出时间应该较早，后来获得的题字本大都有名家钤印，是我总结经验，写信时特别请求的。
余冠英先生是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大家，他的多种选注本，至今仍在书店立着。可当时怎么就将遥远的“诗经”以如此活泼方式白话译出呢？
他在1955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介绍：在1950年，为了供编译《中国诗选》的苏联学者参考，余先生选注了其中《国风》约三十篇，并附有白话译文。“这是我翻译‘诗经’的开始。”
后来报刊需要，这些译文发表出来，获得读者热烈欢迎。他在摸索一段时间后，对自己的白话翻译提出了几点要求：一，原作如果是格律诗，译文也要是格律诗；二，原作如果是歌谣，译文要尽可能保存歌谣体的风格……五，词汇和句法要有口语的根据……此外，“我还要求传达原诗的风味和情调，并且要求语言的自然流畅”，原来如此。
几十年来，由于学习教学，笔者读过许多古典诗歌白话翻译。总体说，译笔读来生动鲜活，令人满意者少，多数都一板一眼将诗句疏通，凑上韵脚，就是个内容说明，不是“诗”。
认真说来，此事不易。首先，译者得对原作研究深透，出入自在；其次，翻译者还需葆有充盈的内在世界——诗的境界和世界，用余先生的话，有“风味和情调”。这一点，更不易。一些人进去后便“深陷”文字其中，顶多追逐字斟句酌，成个匠人。
余先生的译文，限于篇幅，笔者只在前文完整引了一首，窥斑见豹，人们可知其整体翻译水准。诗歌是古代作品中最饱蕴情味的文体，疏通字句外，研究者必须对其中“风味”“情调”保持相当敏感，否则，不够格。余先生多种选注本证明其功力，“诗经翻译”表现其性灵。过硬。
从多部余冠英先生编著的古典诗歌中受益良多，还获得先生在其著述上题字，数十年后的今天记出，感念之中更觉非常欣幸。
来源：北京晚报 日期：2020年1月29日 作者：杨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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